哈姆雷特迷茫地望着天空：“是生存还是死亡？”。阎世铎困惑地紧皱双眉：“是请外教还是请土教？”。
对于哈姆雷特来说，这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对于阎专副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似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有人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百多年前，有一批高鼻鹰眼的“洋和尚”，以洋枪大炮为后盾，登录中国，传经布道，企图将中国人都变成“上帝的子民”。然而一百年过去了，那些尖顶圆窗式的教堂并没有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如“雨后的春笋”，在推行宗教自由的今天，虽然寺庙林立，但在寺庙中把持的依然绝大多数是身披袈裟手捏佛珠的“土和尚”。困为“洋和尚”们忽略了佛教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国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足坛又来了三个“洋和尚”，他们每人似乎都有自己独到的一套“经论”，施拉普纳的“豹子精神”，霍顿的“平行站位”，米卢的“快乐足球”，但他们的下场却如同他们的先辈们。兵败伊斯比尔德，被冯巩誉为“满脑袋金条”的“施大爷”被证明头顶上不过是几根“赖毛”。九强赛蒙羞，空有一肚子理论的“霍师傅”被视为只会“在黑板上卖弄”。倒是米卢曾经风光一时，带领国家队十强赛出线，但人们并不认为是他的功劳，正象有的国脚戏言：“依小组对手的实力就是郝董的丈母娘带队也能出线”。而世界杯的惨败，彻底将“神奇教练”打回了“江湖骗子”的原形。
从历届国家队聘请外教的经历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是外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未必能念好经；二是中国的徒弟们慧根太浅，洋和尚的经未必管用。道理很简单，对着一帮只有小学文化的学生们，你非要去灌输大学的课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甚至误人子弟，遗祸无穷。
因此，本人在聘请外教上的观念是，国家队员们由于年龄偏大，技战术意识已经定型，再对他们进行意识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时已晚，收效甚微。要真正提高中国足球技战术水平，只有从娃娃抓起，所以，对于国家级的青少年队来说，聘请外教多多益善，至于国家级成年队嘛，不请也罢。
所以，在国家队的主帅问题上对于阎专副来说，其实不过是一个“简单任务”：请外教不如请国教。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整天听“洋和尚”们念叨我们半懂不通的“买高，阿门！”，倒不如去听“土和尚”们在我们的耳边唱诵：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这一句我们都能听懂。
编辑：黄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