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闻报道，节目播放，这些电视台所向大众的提供的“物品”，毫无疑问是商品，并不是免费提供的，是商品自然有使用价值，价值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价格。事实上这次中央电视台的确是花费了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开支，以将近2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2002年、2006年世界杯的转播权，而且这笔费用并不是直接“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是通过赞助商，广告商，生产商，销售商间接转嫁在普通的观众身上的。人们出钱购买商品，满足自身个体的文化需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本无可厚非。但是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边是体育部的负责人在这篇报道上说：至少从规模和内容上，我们使亚洲最好的体育频道。一边是民间有苦说不出的骚动，不满，和满肚子的意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同样是个常识：商品可以分为公共品和私人品，公共品一般只能由公共部门（比如政府）提供，私人品正好相反；请注意，由公共部门（比如政府）提供只是一种公共品的表现形式，是结果，不是根源。根源是，由于资源条件的制约，可供消费的社会商品数量有限，当消费商品受益内在化时，任何个人消费一种商品，就必然排斥别人消费，而且为了更好的消费必然引起不同个体之间竞争，这就产生了私人品：比如住房，食品，衣服，谁出价高，谁就能享受到最好的。而公共品恰恰相反，由于消费商品受益外在化，任何个人消费某件商品不产生排斥别人的情况，更不可能产生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因此，消费者不可能为了消费公共品自愿出价。所以公共品和私人品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有无竞争性和排斥性，没有人出价，但是却是社会需要，只能政府出面组织提供比如国防、治安。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问一个问题：世界杯转播报道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从表面上看，是公共品，我收看并不影响你收看啊，所以没有竞争性和排斥性！但是，必须看到区分二者的前提是个体消费是否外在化，关键的可变因素是人，人变则前提变，那结论也变化了。那么人变了吗？一方面，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商品市场空前繁荣，社会的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20年前不要说电视节目，就是传播电视节目的电视机也是凤毛麟角，个人消费者谈不上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斥，各种生活必需品还在靠配给。现在呢？从温饱到小康，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日益提高，他们想而且有能力选择更好的电视节目，比如世界杯的转播，对于“世界杯转播报道”这一消费产生了内在化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国外高新技术运用于电视体育转播，比国内更先进，更好看的体育节目已经在影响着国内的观众，特别是沿海观众，消费的“体育电视节目”这一社会商品总量看起来是增多了，但是不同商品的竞争导致不断的优胜劣汰，实际上是不断走向一体化的，实质上是不断减少的，所以以上根据以上两点结论只有一个：体育节目，特别世界杯转播报道这一商品已经成为私人品。
所以当这篇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出现该位负责人说世界杯报道不允许外资进入，不是垄断是国策时，未免有点滑天下之大稽，这样的国策符合经济内在规律吗？所以，如笔者上篇所说，央视这样只能让笔者得出拒绝引入竞争机制，拒绝走出去，请进来，甘于作一个老老实实的阿Q。而且这样的做法是很有害的，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了，央视对外卖出了大量相关广告，完全是按照私人品操作的，坐收4亿人民币。而对内，对于观众，则用较低的成本，提供着相对落后，相对粗糙的节目，完全按照旧的思维，旧的方法提供了公共品。最终的结果使自身的竞争力低下故步自封：没有相关兄弟单位数据的横向比较，没有广泛的群众调查，只有自己纵向发展数字，就得出了我们是亚洲最好的体育台。而且利用双重标准，几乎不废吹灰之力得到了暴利，由于我们国家的审计制度的不完善，这笔“意外收入”流向令人担忧。
群众有不满的情绪，这是必须看到的。他们没有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也没有统一的科学系统的意见，只有寻找发泄口。终于这种落后体制下，一位一贯兢兢业业，但一年到头解说任务繁重，甚至令人怀疑他有无业务学习时间的老解说员，因为“言多必失”，成了出气桶，以前街谈巷议，现在网络论坛，他的所谓语录到处散布、张贴，起初是玩笑，后来随着不满的逐渐增加、升级，最终成了不折不扣的人生攻击，再老实的人也坐不住了，在网上，在足球报上，他撰文反击，辟谣！但这些面对更多汹涌而来的挖苦、讽刺豆腐块的文章怎么看，怎么像一张从哭泣的替罪羊身上取下来的羊皮，他只有哀叹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对手太多、太强大、太愤怒！
阿Q在看着土谷祠燃烧的蜡烛的火光中睡去了。
我看着国家电视台由×××解说的体育节目中睡去了。
我们那一天能够醒来？
编辑：黄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