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辉

李炜钧

　　南方网讯 到达洛杉矶时已近中午，与机场里戒备森严的气氛相比，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一如既往的明媚而慵懒。可惜我的心情没有那么悠闲，到饭店换了身衣服就直奔大名鼎鼎的JPL实验室。

　　JPL，全称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于1930年代，钱学森先生是其创始人之一。据说JPL的走廊里至今仍挂着钱先生穿美军军服的照片，但当我兴冲冲地打电话给先期到达的导演时，却失望地得知楼房正在装修，无缘目睹。不过，华裔科学家在JPL中的地位一直引人注目。今天的JPL共有300多位华裔科学家，其中有两位在这次火星探测计划中举足轻重，堪称明星。他们就是李炜钧和陈哲辉。李是“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着陆系统的首席工程师，而陈则担任火星探测计划飞行主任，负责指挥两个探测器的飞行及在火星上的科学勘探。两人都不到40岁。

　　采访地点在JPL的大展示厅内，四壁贴着从火星传回来的各种地形照片。在一张巨大的照片前赫然摆放着“勇气”号探测器的1：1模型，其展开的面积不及一张十人餐台，金色的太阳能电池板熠熠生辉，轻巧精致。

　　陈哲辉：那种等待比知道机器坏了更让人揪心

　　陈哲辉一走进来，我就注意到他腕上的两块手表。我猜其中的一只指示的应该是火星时间。听说有瑞士钟表商特别制作了火星时间表，还卖得很贵。

　　“我可买不起，”陈哲辉笑着说，“但其中的一只的确是指示火星时间的。在地球上指挥探测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探测器是太阳能驱动的，我们只能在火星处于白天的时候发动它，而火星的一天有24小时40分钟，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推迟40分钟，有时需要在凌晨1点起床，下午5点上床睡觉，适应起来还真有点困难。我虽然是单身，但养了一只猫，它不得不跟着我按火星时间开饭！”

　　作为飞行主任，陈哲辉的担子可不轻。他既是设计团队的一员，负责研发电子元件及软件，相当于探测器的大脑部分；还要统筹动力系统、通信系统、防护系统等的运行，分析当天的数据，安排第二天的计划，就像乐队指挥一样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出现过哪些故障？”我问。

　　“勇气号登陆火星后第18天，我们向探测器发了一条指令，是一条常规程序，但三天都没有得到答复。我们通过探测器的传呼信号知道还在运转，但就是搞不懂它为什么不回复我们的指令。最后我们发现是系统的存储空间用完了，探测器不停地重新启动，大概有100多次呢。”陈哲辉平静地说。

　　“那三天很艰难，非常艰难！”他叹了一口气，似乎那种压力现在还感觉得到。

　　“那种等待比知道机器坏了更让人揪心。我们不断排除种种可能性，要知道如果是某些硬件设备失灵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幸好只是软件文件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地球上进行修正。”

　　作为工程师，陈哲辉不停地强调运气的作用。即使设计了无数个备用方案来应付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还是感到成功的一半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设想一架飞船有成千上万个零件，每一个都可能出错，哪怕一个价值十美元的小部件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计划流产。这样想来，我们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一切顺利，真是太幸运了。”

　　“机遇”号与“勇气”号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双胞胎，那么它们的表现是否完全一样呢？

　　“不知道怎么的，‘勇气’号是比较敏感，它需要更多关注，常常半夜里把我们搞起来，但是没出什么大毛病，还是很乖的，就是需要我们多陪陪它。”

　　陈哲辉一米七五左右，微胖，眉眼宽阔，神态祥和。他谈论“勇气”和“机遇”时就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孩子。说实话，任何人如果像他和他的同事那样花上整整三年的心血，大概都会投入很多个人情感，何况这不是两部普通的机器，它们有眼睛，有大脑，它们的轮子就像是人的腿脚，它们还能感受周围的温度和干扰……每天早晨（火星时间），地球上的指挥人员会用一曲音乐唤醒它们，比如这一天，探测器要用机械臂去挖一条沟，看看表面土壤下是什么，值班员就会选《我在煤矿工作》这首歌；如果这一天需要它们走不少路，就会选《快上路吧，杰克》这首歌。

　　而这两个孩子的确也不负众望。应该说，它们是在超水平发挥。当然，就像人一样，探测器也有自己的寿命，陈哲辉不无伤感地介绍说。当火星进入冬季，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变低，探测器上的太阳能电池将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能源，接着机械手上的加热装置将无法运行。只有等到春天再次光顾火星时，地球上的工程师们才能有机会试着重新启动它们。那将是漫长的等待，因为火星离太阳较地球远，所以火星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两年，而冬季也就比地球上的长一倍了。

　　“那时即使你可以休息半年，你的猫恐怕已经不习惯地球时间了。”我笑着说。

　　李炜钧：如果时光倒流，恐怕很难说服我

　　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火星登陆计划有三分之二以失败告终。失败带来打击，但也带来新的机遇。李炜钧就是在1993年“观察者”号失败后进入JPL的。他同时把自己的车牌换成了“JPL火星”。

　　36岁的李炜钧比陈哲辉活泼，彻底的美国派头，几乎不等你问完，就知道你想听什么，然后又是比喻，又是手势，再加上丰富的表情，非让你身临其境不可，他一坐下来就提醒我5点半之前一定要结束采访，“我答应儿子要去学校接他，如果失约就太没有面子了”。

　　“那我们就从最精彩的6分钟说起吧。”作为家长，我十分理解也欣赏他的想法。

　　他果然马上进入状态：“几年的努力就是为了那6分钟！它是从探测器触及火星大气层开始算起的。它以每小时12000英里的速度运行，你知道这有多快吗？用这种速度，你可以在12分钟内从旧金山飞到纽约。我们必须让它在6分钟内完全停止下来，那时探测器外壳的温度剧增，达到摄氏1600度。当探测器速度达到每小时几千英里时，我们放出巨大的降落伞，有30英尺宽，即使在降落伞的作用下，探测器仍以每小时162英里的速度下坠，比地球上一个人自由落体的速度还快，这时探测器的气囊被打开，它必须承受40g的重力，1g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重力，如果你在游乐园的过山车上，你可以感到4-5g的重力，这气囊是用6层防弹服的材料制成的，避免被岩石割破”。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数字，然后像说书人一样，话锋一转：“最要命的是探测器中的电脑没有我们日常的手提电脑那么快！”

　　开玩笑吧？

　　“真的，因为太空的环境如此恶劣，整个夏天我们遇到太阳风暴，所以探测器里电脑的CPU只有12M，相当于1984年IBMAT机的速度。”

　　他告诉我，在那要命的6分钟里，探测器发回无线电波，地球上的人们知道它正按正确顺序运行，但在勇气号落地的一刻，它翻滚了15分钟，由于在翻滚中无法锁定地球的方位，所以信号中断了。

　　“我当时掏出计算器，计算探测器撞击地面的地球时间，以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失去信号的，我的老板也同时计算，而他的老板，就一直站在我们身后，不断地问：”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我只是不断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之后的故事人们都从电视里看到了，穿着星条旗T恤的李炜钧在指挥室里兴奋地挥着扫帚：这是美国体育文化中全胜或“横扫千军”之意。

　　作为着陆系统的首席科学家，李炜钧自有一套凝聚团队的本领。指挥室里放着免费冰淇淋，搞得其他实验室的人馋得直流口水。

　　“这可是一份‘肥厚’的奖金。”我开玩笑说。

　　“可不，不少同事就因为冰淇淋长了10磅！”他大笑起来。

　　“如果让你把这4年重头再来过，你愿意吗？”

　　“我不知道，”他说着竟然收敛了笑容，“这4年很辛苦，当这个项目开始时，我的儿子刚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错过了他成长的4年，尽管我的事业令人兴奋，但我和我的同事们错过了多少生日，纪念日。如果时光倒流，你恐怕很难说服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我坚持每天送儿子上学。虽然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去为探测器工作，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每天把儿子从床上抱到餐桌前吃早饭，感觉到他的头靠在我肩上。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儿子得了绝症，看到火星登陆的转播后，告诉我这给他带来希望。并不是说登陆火星对医学有什么帮助，而是如果人类能够成功地做这件事，就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所以我想对生命的希望才是这项事业真正的意义。”

　　-相关：第二代移民与宫爆鸡丁

　　李炜钧1968年出生于台湾，4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父亲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上大学三年级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就读的李炜钧到肯尼迪航天中心实习，从此迷上航天。他说：“我曾经以为普通人是根本不可能参与太空项目的，以前这里都是白人。”

　　两岁随父母从台湾来到美国的陈哲辉打4岁起就立志要当宇航员，全因看到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情景。一路成绩优异的他从MIT航天工程系毕业后，就进入了JPL工作。他说：“大约有40位亚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火星项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可能是因为30年前移民来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是学习数理化的，他们的孩子在父母的熏陶下也爱上了科学。”

　　他们都以英语接受采访。中文对他们来说，不仅无法说、写，连听懂也几乎不可能，那么中国文化对他们还有影响吗？

　　“无论何时你都要努力工作，天上不会平白无故地掉馅饼，这种生活态度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陈哲辉说。

　　“我们的父母是两手空空来到这里的，他们非常努力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给第二代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我直到上大学时才真正体会到他们的付出。还有，我现在仍然很爱吃中国菜，我好羡慕杨利伟，听说他在太空舱中还有宫爆鸡丁吃！”李炜钧说。

编辑：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