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散魔影明天更美好 艾滋魔影下的女性
2002-11-29 13:11:22
中国妇女报
南方网讯 已有的研究证实，在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性接触途径上，真正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女性，尤其是贫困状态下的女性。这些女性不仅更容易成为受艾滋病病毒侵害的弱势人群，而且她们对自己被侵害的事实表现了惊人的无能为力。
驱散魔影明天更美好——二○○二年艾滋烛光纪念招贴画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出现更突出了妇女的弱势地位
贫困农村的女性因为缺乏独立生存的条件，而不得不依附于丈夫时，她们的命运就不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
一位20岁的农村女性Z被丈夫感染HIV的过程：
1998年2月，17岁的Z，在哥嫂的介绍下和丈夫结了婚。因为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他俩没有领结婚证，仅仅办了酒席就算是夫妻了。当年10月，丈夫在广州打工时去卖血，结果发现艾滋病病毒（HIV）阳性，被用工单位送回家里。之后，当地防疫部门对Z进行了HIV检测，幸运的是，检测结果阴性。1999年4月，Z生下了儿子，HIV阴性。
从1998年10月丈夫被查出HIV阳性以后，到2000年10月的两年间，Z曾作了4次HIV检测，始终是阴性。但她却根本不知道在和丈夫过性生活时应该使用避孕套。在这期间，她曾两次堕胎。
2000年10月，不幸终于降临到Z的头上，她在防疫部门的跟踪检测中被确诊HIV阳性。她说，从那时起，才有人告诉她可以用避孕套防病。
Z的丈夫承认，防疫站的人曾告诉过他在性生活中必须使用避孕套，但他听说这东西很贵。面对年轻的妻子，他的自我检讨只有一句话：我太粗心了。
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例子绝非个别。一位33岁和另一位43岁的男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告诉我，尽管卫生防疫部门已经告诉过他们，在过性生活时应当使用避孕套，但他们不想用这玩意。“要得病早就得了。到今天查出来也没有，就不一定会得。
震惊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些男性可以如此漠视他们妻子健康和生命的权利？
在艾滋病问题上，深刻地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个不让配偶知情的男性HIV感染者的理由——某医生举的例子：
“有一个感染者，正准备结婚。我对他说，你是HIV阳性，你应该告诉你的未婚妻，她愿意和你结婚就结，如果她知道后不愿意，就不能结婚。但这个男的说，我为了娶这个媳妇，花了5万多元钱，谁要破坏我的婚姻，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后来，我告诉他，结婚后必须使用避孕套，他又说，他结婚就是为了生儿子传宗接代，怎么可以用避孕套？
5万元的结婚款就可以让一个男人买断一个女子的所有权，包括她生命的自主权和人格的平等权。在这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占有、强势和霸道表现得淋漓尽致。
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从伦理上对女性的歧视。从理论上说，在男权社会中，对性的自由的控制首先在物质层面就是针对女性的，将女性当做工具看管起来，不让别人偷盗；随后发展到精神层面，企图控制女性的性欲望来保护私有制。所以，在男权社会中，在性的方面真正受压抑的从来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从艾滋病的问题上看，这种文化在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
一位医生对我说：“在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问题上，最困难的就是女的感染了，男的没有感染。这个男的就会反复来问你，她是怎么感染的？然后就会考虑这个孩子是否是他的。而反过来，知道丈夫感染了HIV，做妻子的从来不问他是怎么得病的。而且都真心地关心对方，生怕对方出意外。在这方面，女性确实比男性伟大得多。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出现更突出了妇女的弱势地位：
首先，尽管中国妇女在整体上的解放程度相当高，但在边远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妇女的从属地位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变，从而限制了她们了解艾滋病的机会，造成了她们抗艾滋病病毒能力更加脆弱，损害了她们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造成的后果的能力；
其次，尽管国家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在许多贫困家庭，女孩子往往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女童辍学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受教育程度低，农村妇女往往不能得到或很好地理解提供给她们的艾滋病预防的信息，或没有能力按照所提供的信息去做；
第三，由于社会与法律的规范，以及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妇女缺乏商议采取更加安全的性行为的能力，或者使她们难以离开她们的伴侣，无力避免由她们的丈夫引起的感染。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又导致了男性对女性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漠视。
惩罚性的社会与法律规范，阻碍了对弱势女性人群的艾滋病干预
几乎所有的司法管教人员都承认，在被公安和司法收教、劳教的卖淫妇女中，许多都是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流动女性。在某收容教育所，我看到那里的收容的1600名对象中只有10多名男性。据管教干部介绍，在这些收教对象中，30%为贫困妇女，而这一人群患性病的比例也最高。另一部分为城市低收入女性，以及夫妻关系不和者。
因容留卖淫而被劳教的某咖啡店老板说：“许多女孩子一开始都是被骗出来的，农村小姑娘外头世面没闯过，有人介绍说出来打工挣钱，就出来了。我店里那两个小姐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湖北人，一个20多岁，一个18岁。湖北女孩子出来做这种事的大多数都有老大，赚到的钱就给老大，如果谁想逃，不管你躲到哪里，他们都能找得到，找到就往死里打。
在这一人群中，不仅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各种规定惩罚的机会最多，最重要的是缺乏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科学信息。尽管近几年来针对一般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已经开展了不少，但许多活动在地下的具有高危行为的流动女性对此依然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
正是由于知识的缺乏，使性病成为这一人群的常见病。在某收容教育所，一次收容的流动人口卖淫女性中，梅毒的发病率达到10%以上，且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的贫困农村的女孩。
我在研究中发现，即使有些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女性已经知道使用避孕套可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但迫于经济的考虑，常常必须放弃这一选择。一个接受我访谈的娱乐场所陪侍女性说：“小姐现在一般都知道用避孕套可以防病，如果顾客肯戴，那是巴不得的。但不肯戴的男人多。小姐为挣钱，态度不能不好，也不能强迫顾客戴的。
上述证据表明，如果我们还不能尽快采取行动，排除对这一人群进行有效干预的社会和法律方面的障碍，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从男女平等和保护弱势人群的角度看，这项工作也应当被看做是提高艾滋病预防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的一项最起码的工作。
男权社会的两性道德，在表面上提倡忠贞的自律，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对女性的约束，成为历代女性身上一条无形的绳索。曾经有过的普遍禁欲主义的道德约束，也没有对男性真正产生作用，禁欲主义压抑人性的结果，只是造成了人性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的最大恶果就是有权者在道德掩盖下可以荒淫无耻，无权者往往因生存的需要而背负伦理的罪名，尤其是将女性逼良为娼，便是由女性背负全部的道德罪名去满足有权有钱男性道德掩盖下的性罪恶。
艾滋病的出现，迫使我们必须从社会文化的根源重新审视性别不平等问题，鼓励社会平等和增加妇女的经济机会，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要保证女童的入学率；保证妇女有机会获得关于艾滋病的预防信息，并帮助她们理解信息；改变对卖淫妇女的惩罚模式，保证干预工作的有效进行；宣布任何情况下，包括婚姻中对妇女的性强迫都为犯罪。（作者夏国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组顾问）
（编辑：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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