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琉璃街整条街全拆了，“钉子户”殷家门上的红对联和院里的红灯笼说明他们在一片瓦砾之中度过了春节。

　　这是2002年的3月，跟去年的春天一样；这是2002年的《南方周末》，跟往日的报纸不同。
　　　　　　　　　　　　　　　　　
　　这是我们首次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地区推出32版，生活在其中的你，手中的报纸重了，阅读的快乐多了。
　　　　　　　　　　　　　　　　　
　　因为新增的八个版，更加贴近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爱。
　　　　　　　　　　　　　　　　　
　　因为新增的八个版，更加明白你的城市，你的眼界，你的心。
　　　　　　　　　　　　　　　　　
　　我们将以专题的方式推出城市报道，成长的你，成年的你，富贵的你，贫穷的你，精力旺盛的你，无可奈何的你，快乐的你，忧愁的你，在城市中出没，在城市中生活，你的眼睛，我们的关心。
　　　　　　　　　　　　　　　　　
　　你有一生中最想去的地方吗？告诉那个《行走》的人，他会为你精心准备，他会告诉你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你有每个星期都想玩的游戏吗？告诉那个《游戏》高手，他可能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你一次又一次险象环生；留意你的《健康》，流连你的《在线》，你只想生活得更有质量，你永远不想重复得像昨天一样，你生活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白天也会梦想，有一天你还想知道，《城市话本》里的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也和你一样。如果你一直看下去，你会明白，我们想做的，无非就是你所想。因为你的珍爱，我们厚积薄发。
　　　　　　　　　　　　　　　　　
　　北京市委党校尹志刚教授在其主持的“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的报告中，提出“城市新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新贫困是近年在我国城市出现的、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
　　　　　　　　　　　　　　　　　
　　马年春节前夕，在向中央领导的一次汇报中，全国总工会拿出了一个数字：全国生活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职工有1828万人。
　　　　　　　　　　　　　　　　　
　　而去年10月民政部公开的数字是：全国有1400万城市贫困人口，其中贫困职工约1000万。
　　　　　　　　　　　　　　　　　
　　从1000万人到1828万，何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新增出如此多的贫困职工？如果这个数字基本准确，那么按以往贫困职工占城市贫困人口约三分之二计，全国城市的贫困人口有可能超过2500万，这也就意味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花了很大的力气，拿出了50亿元的资金，忙活了半天，仍有一多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没有得到保障。
　　　　　　　　　　　　　　　　　
　　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字。是统计方法不同？是增长速度太快？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城市贫困问题再次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热点之一就是城市贫困的人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救济处王治坤处长承认，贫困人口数一直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增长的速度也的确很猛，以至于“每次下去摸底，一摸吓一跳”。
　　　　　　　　　　　　　　　　　
　　王治坤说，总工会反映的数字中央是认可的，它是按职工的实际困难进行统计的，而各地民政部门在确定低保对象时都加入了“虚拟收入”这一块。
　　　　　　　　　　　　　　　　　
　　所谓“虚拟收入”是指18岁至60岁男子、18岁至55岁女子，只要是被认定为有劳动能力的，无论是否失业、下岗，无论有无收入，一律按有收入计算，计算的标准是该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北京去年职工最低工资是435元，最低生活保障线是285元。相差150元。
　　　　　　　　　　　　　　　　　
　　必然有些贫困人口被“虚拟收入”抛出最低生活保障，有多少？王治坤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估计如果算上这些人，全国低保人数“2000万打不住”。
　　　　　　　　　　　　　　　　　
　　在这个人群中，收入低或者几乎没有收入的待岗职工，和下岗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了主要构成者。尹志刚教授主持的《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显示，造成他们贫困的原因排序，工薪收入低和主要劳动力长期下岗失业、工作很难找居前两位，分别是57％和43.5％。
　　　　　　　　　　　　　　　　　
　　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资料，近年来北京城市贫困人口呈显著发展趋势。传统的民政救助对象孤老残幼近3年增长了22.56％，而其他贫困家庭却以200％的速度增加。
　　　　　　　　　　　　　　　　　
　　增加的正是被尹教授称为“城市新贫困”的这部分人群，“吃饭没有问题，也冻不着，但是不能让人过体面的、尊严的生活，只是维持一个温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他们所处的位置是最低的。弱势，没钱，身心素质都差，缺乏社会关系资源”。贫穷已经剥夺了他们在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体面地、自尊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可能。
　　　　　　　　　　　　　　　　　
　　他们真正的危险在于家庭抵御变故的能力极低，也就是说平时过日子他们还能够勉强维持，但稍有风吹草动，比如家庭成员得大病，比如孩子上大学，被迫搬迁新住宅区，这样的家庭就从相对贫困沦为极度贫困。
　　　　　　　　　　　　　　　　　
　　2002年1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报送的《关于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坚决取消虚拟收入的计算，切实加强低保。
　　　　　　　　　　　　　　　　　
　　朱总理还在本次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强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来自财政部的消息说，今年中央已经安排了46亿资金用于低保，并在全国范围内纠正按劳动年龄计算虚拟收入的做法，在核定家庭收入的时候一律按家庭成员的实际收入额计算，从而扩大享受低保人员的范围。
　　　　　　　　　　　　　　　　　
　　民政部于3月下旬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城市低保的督查工作，目标是在今年6月30日前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并为此拟建立倒计时牌。
　　　　　　　　　　　　　　　　　
　　政府将重视这一人群。

腌黄瓜就白饭，殷氏一家九口的午饭。

　　没有纳入低保的“灰色群体”　　

　　迈不进低保的槛儿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杨宜勇撰文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被严重低估。其中一个原因是“土政策”。
　　　　　　　　　　　　　　　　　
　　他在调查中发现，城镇低保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从而把许多应该救助的对象排斥在城镇低保线以外。为此各地制定了五花八门的“土政策”，百姓们称之为“12不准”、“16不准”。如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家里有电视、电冰箱等电器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家里女人戴金首饰的，不在发放之列；凡是居委会反映经常吃荤的家庭，不在发放之列；中央企业的职工家庭，地方政府不管；集体企业职工家庭没有能力顾及等等。
　　　　　　　　　　　　　　　　　
　　北京是宣布做到了应保尽保的城市。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在居委会这个层面，仍有一些申请者被拒绝。
　　　　　　　　　　　　　　　　　
　　北京前门街道新革路居委会主任李建忠说，有些申请者“确实很穷，家庭人均收入也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但不符合其他政策，不能批”。
　　　　　　　　　　　　　　　　　
　　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口？需要多少资金才能使这些人全部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是一个最难以求证答案的问题。
　　　　　　　　　　　　　　　　　
　　全国总工会在今年初向中央汇报的1828万贫困职工这个数字，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一个庞大的城市贫困群体的存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救济处处长王治坤说，总工会反映的数字中央是认可的，它是按职工的实际困难进行统计的，而各地民政部门在确定低保对象时都加入了“虚拟收入”这一块。
　　　　　　　　　　　　　　　　　
　　虚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的政策开多大的口子、让多少人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之下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能够拿多少钱和愿意拿多少钱来解决城市贫困。
　　　　　　　　　　　　　　　　　
　　2001年投入低保的资金是54.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占42.5％。省级财政投入10亿占18.5％，省级以下财政21.1亿，占39％。钱的问题使地方有了种种土政策，卡掉部分贫困者；也出现了有的地方低保手续全部办完，但就是没钱发下来，有的地方虽然领到了救济，但每人只有5元钱的种种现象。
　　　　　　　　　　　　　　　　　
　　除了政策的门槛儿，还有现实的门槛儿。王治坤列举了应该但不能进入低保的几种情况：
　　　　　　　　　　　　　　　　　
　　一、实际在岗，但企业效益不好，他们的实际收入也就是200元到300元，过去一直视作拿到了城市最低工资；
　　　　　　　　　　　　　　　　　
　　二、下岗后进入再就业中心的。因为下岗救济金来源是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同出，企业的部分往往不能落实，造成下岗职工不能足额领取，过去也一律视作足额领取。
　　　　　　　　　　　　　　　　　
　　三、离岗人员。这是指没有和原单位解除合同，但长期不在岗，也没有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或进入中心后期满离开、又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这三类人有多少？“每个省都有好几十万。”王治坤回答。
　　　　　　　　　　　　　　　　　
　　四、集体企业的职工。这是一大块，问题非常严重。王治坤举北京的例子说，街道的集体小厂非常多，一月只发点生活费，一律都视作收入在435元。目前落实得比较好的是退休金和失业保险金的发放。
　　　　　　　　　　　　　　　　　
　　一眼看不出的贫困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的尹志刚教授在他主持的《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的报告中提出“城市新贫困”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旧贫困”是指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灾民。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他们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是你一眼就能看出的贫困，是绝对的贫困，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会有的贫困人群。
　　　　　　　　　　　　　　　　　
　　尹志刚认为：城市新贫困是近年在我国城市出现的、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过去旧体制下的以单位进行的养老、病残救助、子女安置等福利功能基本上不复存在，而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两者之间的空档，出现了大量的市民贫困。这种城市新贫困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他们温饱无虑，但在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他们处于最底层，在社会机会面前他们属于弱者，没有外力的救助，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难以摆脱贫困回归主流社会。
　　　　　　　　　　　　　　　　　
　　这是一个灰色的群体，他们渴望用各种方法摆脱贫困，但往往因此使贫困加剧。
　　　　　　　　　　　　　　　　　
　　在尹教授的调查中，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占到50.3％，他们期盼孩子一毕业就能就业，而为了实现这个期盼，贫困家庭会承受比一般家庭更大的经济和生活压力。这是贫困家庭的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又因教育的投入过大而使贫困加剧，导致中途辍学。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城市化使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建设发生着不可避免的冲突。特别是房屋商品化的推进，使相对贫困者居住的地方正成为开发商眼中价等黄金的地段，贫民很难有经济实力回迁到他曾经住的地方，就是能够迁回，每月几十元的物业管理费也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他们的一个去处就是选择在城乡结合部买房。专家指出，如果一个社区整体上贫困，那么这个社区就没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报告中特别提出，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下岗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人际关系淡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精神压力，导致城市居民精神病患者增加。贫困家庭总人口中有高达。。1％的呆傻和精神病患者。这是导致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家庭脱贫的重大障碍，而且近乎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专家提出，相对贫困的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民政部的官员说，现在更多的城市贫困者还顾不上，最低生活保障是最低的、最基本的，是从家庭最低生存需求出发的。家庭的变故、孩子的教育、生病就医、住房等等要等待以后的专项救助政策的出台。

46岁的韩建平脸色土灰，在这个家里鸟是住得最宽敞的，猫是最自由的，女儿是最值钱的，他是最没希望的。

　　阳光下的穷日子

　　“妈妈被抄了！”
　　　　　　　　　　　　　　　　　
　　70岁的张老太太白发苍苍，卫生间放着一个十几斤重的生铁炉子，她要把它弄出去。
　　　　　　　　　　　　　　　　　
　　双手插下去抓牢，吸气，使劲，铁炉子被平端起来，她快速地冲出厕所，用脚踹开大门，摸索着一步步地下了六级楼梯，出了单元楼的门，一下把铁炉子在地上。
　　　　　　　　　　　　　　　　　
　　老太太的腰还保持着端炉子的弯度，僵硬得直不起来。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天刚刚亮，北京市朝阳区劲松8区的早起的老人们和她打招呼，唤她去晨练，她不能去，她忙。
　　　　　　　　　　　　　　　　　
　　大铁锅的水烧开了，一包速溶奶粉倒进去被煮成牛奶，然后一大排红的绿的铁皮的塑料的暖水瓶被灌进了牛奶。
　　　　　　　　　　　　　　　　　
　　紧接着炉子上又坐上了一个大铝盆，里面煮的是200个茶叶蛋。
　　　　　　　　　　　　　　　　　
　　女儿起来了，把一个个的暖水瓶装进一辆三轮车，然后是方便面、瓜籽、花生，它们都事先被分成了一小包一小包的。
　　　　　　　　　　　　　　　　　
　　女婿也出来了，40多岁、板寸头，身体很壮实。李军，张老太太叫他小李子。小李子将两箱矿泉水和饮料搬上车，一辆三轮车装得小山似的。车由小李子骑着，女儿和16岁的外孙跟在后面，一家人出发了。
　　　　　　　　　　　　　　　　　
　　这是一家四口的惟一生计。
　　　　　　　　　　　　　　　　　
　　4年前李军的妻子的工作就不正常了，她是北京毛巾厂的剪裁工，从一个星期轮3天班到一个星期歇5天，基本上下了岗。但这样还不如下岗或失业，下岗的会发给最低工资，失业的能领失业救济，这种是挣一天是一天，一月下来开支100多元。这样晃了几年后，工龄买断，给了2万多元，和单位没了任何关系。一年以前李军也是企业内部待岗，一月发400多元，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能再在外面找工作，否则按离职对待。
　　　　　　　　　　　　　　　　　
　　三轮车停在北京的旧货市场口上。这是北京最大的古董旧货交易市场，每周只开周六周日两天，人山人海。儿子在外边看车，李军用一个小篓装上矿泉水、饮料、小杂食，提着，妻子拿出一辆两轮小拉车放三把暖水瓶，拉着，消失在人海中。
　　　　　　　　　　　　　　　　　
　　摆小摊的主儿、逛累的游客都是他们的对象，他们悄悄贴近目标，小声问：“要矿泉水吗？”“泡一碗方便面吗？开水，烫着呢！”“喝一杯牛奶吗？热的。”
　　　　　　　　　　　　　　　　　
　　当交易成功，一个人端着一碗方便面当街吃起来时，他们立马离开。
　　　　　　　　　　　　　　　　　
　　中午的时候外孙骑着三轮车回来了，外孙一回来就嚷，妈妈被“抄了”，没收了3只暖水瓶。抄，就是被管市场的人抓着了。
　　　　　　　　　　　　　　　　　
　　外孙吃了午饭，带上刚灌满的10多个暖水瓶，又走了。老太太愁起来，本来是一个好好的营生，眼瞅着也要断了。断了这个，这一家的生计又要没了。
　　　　　　　　　　　　　　　　　
　　以前去市场交了税就可以卖，但现在交税也不行了，听说是让人承包了，承包人和管市场的人有关系。现在市场里卖小吃的都换上了外地口音的人。
　　　　　　　　　　　　　　　　　
　　“做买卖像做贼似的。哎，都70的人啦，这日子过得咋不顺心呢？”老太太叹道。
　　　　　　　　　　　　　　　　　
　　老太太两女一儿，现在大女儿女婿、儿子儿媳都失业了。
　　　　　　　　　　　　　　　　　

大街道割成小胡同，小胡同又被挤成小窄道，很多人在小窄道里搭棚子住。

　　刚下岗时孩子们四处找工作，商店站柜台、当保姆、清洁工、看车、站马路维持秩序、看大门什么都干过，可干着干着就黄了。现在儿子一家闲着，大女儿一家就靠星期六、星期天挣点。
　　　　　　　　　　　　　　　　　
　　傍晚，一家三口回来了，在桌上摊开一大堆皱皱巴巴的零钱，夫妻两头对头地数，商议着明天还去不去。妻子说：“那个管市场的认得我了，想起来心里就发怵。”但最后决定还是去。
　　　　　　　　　　　　　　　　　
　　很快，妻子骑上三轮车走了，去批发市场批发明天要用的东西，李军进厨房做饭。16岁的儿子在一个被电视机占去了大半的桌上摊开作业本，但眼睛却盯着电视发呆。李军不时地从厨房吼一声：“关了电视！考不上高中上哪找饭吃！”
　　　　　　　　　　　　　　　　　
　　张老太太在忙忙碌碌屋里屋外地收拾三轮车上的东西，最后是那只余温尚在的铁炉子，她得把它搬回卫生间。
　　　　　　　　　　　　　　　　　
　　孩子，你是咱全家的希望
　　　　　　　　　　　　　　　　　
　　北京前门东南的平房区是长在这个古老帝都头顶的一块疤瘌。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各色的霓虹灯照亮着百年繁华，灯影背后却有着这一块掩不住的破败。
　　　　　　　　　　　　　　　　　
　　3月16日是星期六，盘在羊肠一样的胡同里的西打磨厂88号院，韩建平俯身“欣赏”女儿做作业。女儿的两条长腿叉开稳稳当当地站着写，父亲一动不动地低着头看，这样的姿势父女俩保持了一早晨。
　　　　　　　　　　　　　　　　　
　　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屋里住着父女俩，还有两只鸟、一只猫。
　　　　　　　　　　　　　　　　　
　　如果按“人”均居住面积算，父女两人均不足3平米，但两只鸟却住在一个半人高的大笼子里，猫从门上的一个小洞可以自由地出入。
　　　　　　　　　　　　　　　　　
　　人均不足3平米意味着一个人不能有一张可以伸展四肢的床。
　　　　　　　　　　　　　　　　　
　　一张90公分的单人床，旁边加了一块板就是父女两人的床。这间屋子的宽度不足以放下一张双人床。
　　　　　　　　　　　　　　　　　
　　外间屋子靠墙架了个取暖做饭的生铁炉子，占去了空间的一半，一张吃饭写作业放药瓶的桌子挤进那半间屋要侧身。放不下一张凳子，女儿长年练就了站着吃三餐站着写作业的本领。
　　　　　　　　　　　　　　　　　
　　这是一间没有窗子黑暗而奇怪的屋子，甚至，你很难确切地称它为屋子。长条的，突然就拐了一个弯，一边从上到下“肿”起了一个大包，另一边墙上有一道斜缝，可以看到外面。地也是里面半截的高，外面半截的突然就凹下去。原来这是前门羊肠一样的小胡同的一截，韩建平搭了个顶，住了17年。
　　　　　　　　　　　　　　　　　
　　老前门应该是一个富贵云集的地方，李莲英的宅子，同仁堂起家的地方，谭嗣同住过的大院，想必也不会差。一代代下来，几百年变迁，大宅院被分成小院落，大街道割成小胡同，小胡同又被挤成小窄道，小窄道又变成小棚屋。西打磨厂曲街道上，现在只有一个男厕所两个女厕所，1000早晨厕所的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西打磨厂第一居委会副主任胡威，摸着脑袋谁富裕一点，想了半天说：“没有一个太富的，6元到400元。”
　　　　　　　　　　　　　　　　　
　　韩建平是属于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的，穷到了的建筑公司完了，他失了业，档案也被弄丢了。起摆摊儿修自行车，抚养着女儿。
　　　　　　　　　　　　　　　　　
　　女儿3岁半的时候
　　　　　　　　　　　　　　　　　
　　1998年韩建平中了风，半个身子瘫痪了。残不着工作就更穷，穷，身体就更坏，而且是永远也韩就这样掉进穷和病的狗咬尾巴的纠缠当中。
　　　　　　　　　　　　　　　　　
　　46岁的韩建平脸色土灰，双手捧着胸口，弓里鸟是住得最宽敞的，猫是最自由的，女儿是最值望的。现在他靠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生活，他和元，外加两张40元的粮油补助卡。
　　　　　　　　　　　　　　　　　
　　让他最难堪的是父亲和16岁的女儿睡一张是少女了，什么都懂了，多不方便。“
　　　　　　　　　　　　　　　　　
　　“冬天我就缩在床边，夏天热，整夜在外边溜达，到天亮女儿该醒了，再回来。”
　　　　　　　　　　　　　　　　　
　　家里的冰箱是重庆将军牌的（据说这种冰箱已经不生产了），那是上个世纪上个世纪抢购风时买的，那时候他的光景还可以。
　　　　　　　　　　　　　　　　　
　　女儿的学费占了家里开支的50％以上，今年春天一开学，300元的课外书费和284元的英语、语文、物理提高班费用，外加学费等等，几乎是这个家两个月的低保费。
　　　　　　　　　　　　　　　　　
　　但女儿花多少学费他也要把她供出来，这是这个家庭摆脱穷的惟一希望。所以在韩的眼里，女儿聪明异常才华横溢。他最得意的是女儿歌唱得好，他把女儿的歌声录下来，但也许是录音机太差了，歌声都拧着麻花。他说有一次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老师看上了他女儿，让报一个班，要500元，他实在拿不出。他觉得亏大了女儿，要是好点的人家还能不培养孩子？
　　　　　　　　　　　　　　　　　
　　在前门，很多孩子都是把父母的小平房再劈出一半，娶妻生子过和父母差不多的生活。如果想跳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大学。新革路居委会的大妈们说，贫困的家里给孩子请不起家教，能考上高中的占不了一半，能上大学的一年也就是几个。
　　　　　　　　　　　　　　　　　
　　西兴街170号王新焕家的女儿，去年一举高中首都师范大学，是这条街上上千户人家多年以来的最高分。这是8.7平米平房、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小课桌上出的大学生，而且父是个智残的人。
　　　　　　　　　　　　　　　　　
　　全家的收入全靠父亲早出晚归的500元，而女儿的学今春交了700 0元（学的是非师范专业）。
　　　　　　　　　　　　　　　　　
　　这一家从此举上了高额债务。每一次开学都得借1万里更加穷困了。自从女儿上大学后，这家的餐桌上从周一到没有菜，只吃女主人自蒸的大馒头。
　　　　　　　　　　　　　　　　　
　　女儿回来才变个花样
　　　　　　　　　　　　　　　　　
　　谁都想着把孩子供出来就会有希望了，胡威也一样，不服、吃饭算计、不看病、不吃药，自己勒着，孩子要钱就得给胡威的选择。但供出来就能就业？88号院一家两个大学毕不都在家里闲着？
　　　　　　　　　　　　　　　　　
　　胡威在胡同里走路时常碰壁，血压高得让她走不直。
　　　　　　　　　　　　　　　　　
　　我用退休费养着你
　　　　　　　　　　　　　　　　　
　　北京陶然亭粉房琉璃街168号的殷家成了钉子户。
　　　　　　　　　　　　　　　　　
　　琉璃街整条街全拆了，殷家门上的红对联和院里的红灯笼说明他们在一片瓦砾之中度过了春节。殷家老太太利用拆了一半的屋子养上了一群鸡，一进院就听见叫声。
　　　　　　　　　　　　　　　　　
　　但这一切的代价是69岁的殷老爷子在拆到他家大门口时，踩上了一块四处飞溅的玻璃，摔倒，膑骨破裂，住院，手术，花了6000元，在床上躺了四个月，现在双拐还没扔。
　　　　　　　　　　　　　　　　　
　　一说起来老太太先红了眼圈：“我住不上楼就死喽，仨儿子俩下岗。”
　　　　　　　　　　　　　　　　　
　　大儿子殷庆是第二次结婚，多年前从北京革制品厂失业，腰有病疾，一直没有找到活。儿媳河北农村户口，也闲着，3岁的孙女也没户口。小儿子下岗，最近在下岗中心打到了零活。殷庆笑着说：“42了，还靠爹妈，也是没办法。好在家里婆媳还和睦。”
　　　　　　　　　　　　　　　　　
　　老人的退休费承担着儿子辈的和孙子辈的生活。殷老爷子退的时候才200元，这几年涨到了1000元不到。
　　　　　　　　　　　　　　　　　
　　对于殷家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被安置在丰台的楼房里，二是交钱3年后搬回来。
　　　　　　　　　　　　　　　　　
　　两条都是不能接受的。回来没钱，搬走孙子上学成了问题。“这孩子最可疼的就是学习好，班上第四名，全年级240名学生中也排第四，搬远了就得转学，今年就要考高中了，好好的孩子怕毁了。”殷老爷子说。
　　　　　　　　　　　　　　　　　
　　一片瓦砾中还有几处在冒着烟，飘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最心惊胆颤的是一栋楼被削去了一半，断裂处的最顶层还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从外面看她的屋子随时会整个掉下来，不知一个人孤零零坚守着整栋只剩下空架子的破楼是什么滋味。
　　　　　　　　　　　　　　　　　
　　北抵骡马市南到南衡街的琉璃街将永远从陶然亭消失了，2000户人家一部分会回来，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就得离开北京城区，在城乡结合部安家。
　　　　　　　　　　　　　　　　　
　　殷老爷子一家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吃饭还是吃药
　　　　　　　　　　　　　　　　　
　　居委会都知道陶然亭西7号楼7门101的刘德福家困难，但一算这家的收入超过低保线，没法给他们救济。
　　　　　　　　　　　　　　　　　
　　账是这样算的。78岁的刘德福退休后有1000元的退休费，46岁的儿子未婚，有300元的劳保。老伴虽然没有工作过，但一家人一平均每人400多元，远远超过低保水平。
　　　　　　　　　　　　　　　　　
　　但这是一家能买福利房却买不起，吃了饭就吃不起药、吃了药就不能吃饭的人家。不仅仅是这一家三口人，家族里的其他成员的情况更糟。
　　　　　　　　　　　　　　　　　
　　大儿子一家比老爷子还困难，儿子腰有残疾，夫妻双双失业，两个孩子在读初高中。住得很近，但却不能过来照顾，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
　　　　　　　　　　　　　　　　　
　　一家三口3个病号，只有刘德福老人的单位一年给报3000元药费的90％，但有指标，上半年报1500，下半年报另一半。
　　　　　　　　　　　　　　　　　
　　3年前老太太外出买菜，一下晕在地上，瘫了。“甭瞧。”这是老人醒了，从僵硬的嘴里勉强挤出的话。意思是别送她去医院。瘫在床上3年，没去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片药，没量过一次血压。“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病。”老太太说。现在她能扶着桌椅下地，但说话还是含糊不清。
　　　　　　　　　　　　　　　　　
　　肯定是脑血栓。老伴刘德福是知道的，他知道做一次脑CT要300多块，治这种病的药没有便宜的。“太贵，我们不敢去。”
　　　　　　　　　　　　　　　　　
　　儿子刘书云胃部大出血，也是抢救几次九死一生的人。早几年就在单位上吃劳保。后来单位被兼并了，幸运的是新单位依然给他吃劳保，但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不瞧病，我摔断了腿，骨头都断了也没瞧。”刘书云亮出腿让人看。家里的电视机蒙满了尘，因为装不起有线没法看。刘书云每天去陶然亭公园的墙根底下晒太阳，不和任何人交往。“我这样的人怎么去交朋友？”
　　　　　　　　　　　　　　　　　
　　刘德福二老背着孩子商量好了：不管谁先不行了，千万别送医院。

　　什么是贫困

　　按国际通行的贫困概念，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是指获得的实际收入、拥有的消费资料和得到的服务达不到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相对贫困是指收入虽然能够达到维持生存和基本发展的需要，但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准。城市贫困，一般是指相对贫困。
　　　　　　　　　　　　　　　　　
　　对“什么是贫困”的认定，一般以民政部门的标准为标准，也就是按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每月生存所必须的热量、食品、交通、住房、水电煤气费等，再根据所在城市的物价水平划定一个最低线，在这条线之下的就是贫困。目前全国保障标准最高的是深圳，为319元，接下来是厦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标准最低的是呼和浩特、南昌和银川，为143元。

　　城市新贫困产生的原因

　　在北京，贫困家庭呈高失业、低就业的现实。这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在贫困家庭的劳动人口中正常就业的仅占16.8％，而失业、下岗、待岗、长期病休、内退的占50.3％，是就业人口的近三倍。贫困家庭劳动人口的就业率，比北京普通家庭低得多，而下岗失业率则高得多。
　　　　　　　　　　　　　　　　　
　　这些下岗失业的人大都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户主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4％），其原有的劳动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不断贬值，丧失了竞争价值，下岗失业后几乎没有就业的可能。他们当中57％的在业人口是普通工人，67.9％的人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在有专业技术证书的人当中，司机比例最大，占10.3％。但现代社会司机已经由专业技能，变成了生活技能。
　　　　　　　　　　　　　　　　　
　　此外，所有制不同造成的城市居民贫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贫困家庭的就业人员有89.8％是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的公有制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低和较大面积的职工下岗失业。有的贫困家庭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同在一个企业内，失业有时就是整个家族失业，贫困也就成了整个家族的贫困，家族成员之间丧失了互相帮困的可能。
　　　　　　　　　　　　　　　　　
　　贫困原因排序
　　　　　　　　　　　　　　　　　
　　排序　　　原因　　　　　　　　　　　　　　　　　　　百分比
　　　　　　　　　　　　　　　　　
　　1.　　　工薪收入低，入不敷出　　　　　　　　　　　　　57.0
　　　　　　　　　　　　　　　　　
　　2.　　　主要劳动力长期下岗失业，工作很难找　　　　　　43.5
　　　　　　　　　　　　　　　　　
　　3.　　　孩子上学费用高难以负担　　　　　　　　　　　　41
　　　　　　　　　　　　　　　　　
　　4.　　　家有残疾人或精神病人，经济和生活负担重　　　　39
　　　　　　　　　　　　　　　　　
　　5.　　　家有长期患病者，医药费不堪重负　　　　　　　　38.5
　　　　　　　　　　　　　　　　　
　　6　　　.亲戚朋友生活水平低，没有力量接济　　　　　　　35.6
　　　　　　　　　　　　　　　　　
　　7.　　　家庭劳动力少，需要养活的人多　　　　　　　　　21.1
　　　　　　　　　　　　　　　　　
　　8.　　　退休金微薄　　　　　　　　　　　　　　　　　　14.0
　　　　　　　　　　　　　　　　　
　　9　　　.其他原因　　　　　　　　　　　　　　　　　　　9.7

　　在北京，当你的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1999年12月到2000年12月，尹志刚教授主持了北京市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研究。该项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立项，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联合进行，调查范围是北京市8城区贫困人口居住的15个街道和98个居委会，调查方式采取问卷和入户调查。
　　　　　　　　　　　　　　　　　
　　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资料，2001年北京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月收入285元）之下的是80113人、37533个家庭。除了这8万多人的低保对象之外，还有一些相当贫困的人。这些人生活在28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上和435元的北京职工最低工资之下。
　　　　　　　　　　　　　　　　　
　　尹志刚教授说，在北京基本上有这样三个档次：最低档的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也就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85元的；第二档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第三档是在企业中领取下岗最低工资的和办理内部退休的。一档比一档多出30元左右。
　　　　　　　　　　　　　　　　　
　　那么在北京，一个收入在435元之下甚至更低的人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收入：人均223元
　　　　　　　　　　　　　　　　　
　　北京贫困人口中有41％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无论主业或者兼业收入；有收入的家庭占59％，但其人均月收入只有223元；90％的家庭没有经营性的活动，有经营性活动的家庭，多是小生意和小摊点，户月均经营收入为719元；12.8％的家庭有债务，家庭平均债务为139 88元，其中最少的500元，最多的为20万元。
　　　　　　　　　　　　　　　　　
　　支出：一半要用来买食品
　　　　　　　　　　　　　　　　　
　　贫困家庭的月支出，排在第一位的是食品支出，月均支出370元，占全部支出的53.8％（恩格尔系数为53.8，北京城市居民的恩格尔渠道系数已经降到了40以下）。
　　　　　　　　　　　　　　　　　
　　排在第二位的是日常生活支出，如租房、水电煤气费、日用品等，月均146元。然后是教育培训支出占11.9％；医疗保健支出占11.5％，最后是耐用消费品和文化娱乐支出，占1.7％。
　　　　　　　　　　　　　　　　　
　　从收支情况来看，贫困家庭的收支基本相抵。贫困家庭户均月收入为688元，人均239元（包括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帮困卡），支出户均为688元，人均242元。收支相抵的原因在于，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人口，其消费水平也处于低水平。
　　　　　　　　　　　　　　　　　

有些老人要用退休金养着没有工作的中年子女

　　住房：以平房、筒子楼为主
　　　　　　　　　　　　　　　　　
　　目前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17.07平方米（使用面积13. 04平方米），但贫困家庭的平均住房建筑面积是10.45平方米。而这人均10.45平方米的面积，三分之二是没有上下水、暖气、管道煤气的平房。住在平房、筒子楼和简易楼中的占73％。
　　　　　　　　　　　　　　　　　
　　报告指出，住房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家庭的重要资产，有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福利房，有没有房产是反映居民富裕还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贫困家庭很少自己有住房的。他们的住房构成如右图所示。
　　　　　　　　　　　　　　　　　
　　家用电器：大都用了十年以上
　　　　　　　　　　　　　　　　　
　　家用电器被分为两类，一是非生活必需品，如照相机、电脑、空调、收录机、音响、微波炉、电话；另一是生活必需品，如冰箱、彩电、洗衣机。和北京市普通家庭相比，不要说非必需的电器，就是两套城市生活必需的用品差距都很大。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55.9％的贫困家庭没有洗衣机，33.4％的没有冰箱，20.9％的没有彩电。即便是有这些电器的家庭，使用的也大都是用了10年以上，接近或超过淘汰年限的。
　　　　　　　　　　　　　　　　　
　　健康状况：贫困家庭中身体健康者仅占41%
　　　　　　　　　　　　　　　　　
　　身体一般的占25.2％。体弱、有病、严重疾病的占33.8％。有19。8％的是有残疾的。贫困家庭总人口当中，有一半的人口根本就没有劳动能力，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有35.1％。　

　　2002国家行动

　　●今年中央已经安排了46亿资金用于低保。按目前应该保障的总人数1650万计，资金的总需求量大约是160亿。中央财政支持的力度在加大。
　　　　　　　　　　　　　　　　　
　　●民政部正在全国范围内纠正按劳动年龄段计算虚拟收入的做法，在核定家庭收入的时候一律按家庭成员的实际收入额计算，在职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离岗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养老金的人员都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范围之内。
　　　　　　　　　　　　　　　　　
　　●民政部发出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城市低保的督查工作。民政部派出10个督查组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到10个重点省进行督查。目的是摸清城市低保对象底数、所需资金的底数，包括全年各级财政资金的预算安排。
　　　　　　　　　　　　　　　　　
　　●民政部的目标是在今年6月30日前基本做到应保尽保，为此拟建立倒计时牌，定期在媒体上公布各地的进展情况。

图：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起研究城市贫困问题。

　　不要让贫困复制贫困

　　不要让贫困复制贫困———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
　　　　　　　　　　　　　　　　　
　　贫困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记者：我们注意到全国正在落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大量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上的城市贫困人口。这样的家庭维持着一种极其脆弱的生存，一旦有变故，他们立即就会沦入极度的贫困。民政和工会系统为低保之下的贫困人口都建立了档案，而这些人的生存状况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干部告诉我们，他们也知道这一情况，却没有去统计他们的人数，因为统计了也没用，给不了他们什么切实的帮助。
　　　　　　　　　　　　　　　　　
　　唐钧：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了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政策只能这样。从理论上来讲，似乎只有等这些人掉到贫困线以下，政府才能救助他们。
　　　　　　　　　　　　　　　　　
　　出现这种情况是和我们对贫困的界定有关的。传统的做法是按贫困线确定贫困人口，我们就是这样的。西方国家是按实际的需要来救济。比如，你家庭成员看病占了收入的百分之多少的话，就可以得到医疗的救助，教育也是一样。
　　　　　　　　　　　　　　　　　
　　我们的政府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人，现在能把最低线之下的人保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视线放在他们身上，起码目前是不可能的。
　　　　　　　　　　　　　　　　　
　　记者：我国现在这种处于灰色状态的贫困人口有多少，他们的生存状况怎样？
　　　　　　　　　　　　　　　　　
　　唐钧：国外对这种人有一个界定，叫做“贫困边缘人口”。
　　　　　　　　　　　　　　　　　
　　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有人研究说，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有3000万。我的理解是应该把这种贫困边缘的人也包括在里面。亚洲发展银行有一个指标，就是把贫困线往上升1％的话，贫困人口就增加4.7％。
　　比如北京，现在北京最低保障线是285元，如果提高到310元的话，就会增加16－20万的贫困人口。
　　　　　　　　　　　　　　　　　
　　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月收入285元和286元或310元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贫困。我们在扬州、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调查，那些贫困的人的特征都是一样的。有20％的人吃不上肉，30％的人一周只吃一次肉，吃菜也是最差的。就这样，他们的食品支出还占60％－70％，也就是说恩格尔系数达到了60－70，是极度贫困的概念。
　　　　　　　　　　　　　　　　　
　　现在我们低保补差的水平和20世纪80年代对“三无”人员的补助差不多。那时候一个人是40多元，现在低的地方也就是四五十元。
　　　　　　　　　　　　　　　　　
　　贫困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对这种影响的研究不足。有40％的家庭因贫困而不和，有20％的家庭因贫困而离婚。离婚使他们更加贫困。特别是那些单亲母亲，男方常常因为失业贫困而不付给子女抚养费。
　　　　　　　　　　　　　　　　　

沈阳市铁西区的下岗工人，搭起了一个类似于集装箱的玻璃房子，放在工厂的家属区，做起了理发的生意。

　　贫困使个人和家庭走向封闭。他们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得到的支持也少。
　　　　　　　　　　　　　　　　　
　　新出现贫困的总体特征是失业的贫困
　　　　　　　　　　　　　　　　　
　　记者：为什么城市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贫困？这种贫困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唐钧：我们在全国进行城市贫困调查时发现，这些贫困的家庭有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彩电和冰箱。那时候彩电冰箱并没有被定为生活必需品。说明这些人在80年代的时候并不穷，他们还是改革的受益者。
　　　　　　　　　　　　　　　　　
　　新出现的贫困的总体特征是失业的贫困。现在对失业，很多专家都持结构性失业的观点。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厉以宁教授的表述最准确，就是总量失业。现在中国有1亿人处于求职状态，其中5000万是农民，2000多万是城市失业人员，1000多万是新增的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且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就的，所以劳动力价格是以农民工的价格来定的。城市人在和农民的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
　　　　　　　　　　　　　　　　　
　　造成城市贫困的最大问题是医疗、住房、教育……白发人养黑发人已是常见现象
　　　　　　　　　　　　　　　　　
　　记者：城市的许多家庭表现出极度的脆弱性，就是现在不算太贫困的人也有一种心理上的焦灼和恐慌，有点钱就存在银行，不敢拿出来花，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唐钧：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保险有问题。社会保险的目标是民生。而我们现在给予了它太多的责任。目前造成城市贫困的最大问题是医疗、住房和教育问题。如果这三块的问题解决好了，贫困的家庭有了依靠，在贫困边上的家庭也有了依靠，而不至于那么容易跌入贫困。
　　　　　　　　　　　　　　　　　
　　现在养老保险交费的人急剧减少，从1998年到现在，从一亿三千万人减到八九千万人，而且还会减少。减少的主要是企业的交费。参加保险的人越多，保险的风险都会越小。而医疗保险的门槛有些高，很多人进不来。现在3亿多城镇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有7000万人。
　　现在仅国有企业的职工就有9000万人，还不算在体制外的人。
　　　　　　　　　　　　　　　　　
　　一些企业出于利益的考虑把有保险的人赶出去，招进不需要保险的农民工。有的甚至是整个行业的。
　　　　　　　　　　　　　　　　　
　　我们在调查中问过很多退休的人，是愿意按时涨退休费还是愿意在医疗上有保险，几乎所有的老人都选了后者。现在一个老人的退休费要分成4块，一是他平常的生活开支，二是他看病吃药的钱，三是留一块防着有大病，四是要养活下岗失业的子女。所谓白发人养黑发人已经是个常见的社会现象。
　　　　　　　　　　　　　　　　　
　　教育是城市贫困者摆脱贫困的最好出路，阶层理论认为，要留出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的通道，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如果把这条路堵死了，贫困就会克隆贫困。贫困的过多聚集就会出现贫民窟，就可能产生黑社会，那时社会付出的成本就非常的大了。
　　　　　　　　　　　　　　　　　
　　现在我们的误区是过多地把教育、医疗和文化看成是消费。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
　　　　　　　　　　　　　　　　　
　　人的谋生能量是巨大的
　　　　　　　　　　　　　　　　　
　　记者：摆脱贫困的出路在哪里？在未来的多长时间里我们能够抑制或缓解城市贫困的扩张？
　　　　　　　　　　　　　　　　　
　　唐钧：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就业机会的扩大。但在我国这种供给性失业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
　　　　　　　　　　　　　　　　　
　　我们能够做的是重新设计我们的保险制度，增强防御贫困的能力。
　　目前我们正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比如医疗方面。现在贫困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因病致贫的。医疗救助是不现实的，那么多的人，救助得过来吗？救助只能是对少数，5％以下。医疗保险能否走企业和个人两条线，企业按工资总额的比例承担，政府承担起对公民的公共责任。个人交个人的。不论是在什么性质的单位，不论是有单位的人还是社会人员只要想参保都可以进来。
　　　　　　　　　　　　　　　　　
　　在住房方面，一般来讲，房价在工资年收入的三倍左右是正常的，但在北京是工资的十多倍，对于穷人来讲几乎是天文数字。香港50％的人住的是政府的廉租房。廉租房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分开安排贫困的人，避免出现贫民窟。
　　　　　　　　　　　　　　　　　
　　而教育最好更多地用贷款的方式。我认识的国外的一个教授，到他退休的时候才全部还清他的教育贷款。可以把教育贷款也放得松一点，义务教育真正做到义务，贫困家庭孩子的义务教育期的费用最好由政府埋单。
　　　　　　　　　　　　　　　　　
　　最主要的是政府要广开渠道，放出谋生的空间。现在下岗失业的贫困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环境不太利于他们自谋出路；二是他没有本钱，他根本就没有渠道贷到款。政府应该发放一些小额贷款，鼓励他们自己创业。如果他小生意做得好，就用企业孵化器的方式帮他办一个小企业。
　　　　　　　　　　　　　　　　　
　　有时候人的谋生能量是巨大的，放开了，会有我们坐着想怎么也想不出的办法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