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和他的欢喜佛

    A.刘达临

    “性本来是绝对自然的事，很多人却把它搞得很神秘”在1980年代的最初几年，青少年的性早熟、婚外恋、婚前性行为、卖淫、性犯罪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了，但是很少有人研究，或是不敢研究。

　　1985年7月，刘达临在上海首次向社会公开举办“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每周一讲，共十讲。

　　讲课地点在中国剧场。三层楼厅坐满了人，走廊上也是人挤人。这次讲课收到了许多激动的来信。一位71岁姓张的老人说：“我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从来不知道性能带来快乐，但我还是要来学习，回去教育后代，希望他们比我过得幸福。”1989年4月，刘达临第一次访问香港，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医生家里做客。他们在大厅里看有关性的录像资料片时，吴医生的两个孩子有时走过，看上一眼，又若无其事地走了。他们的父母也若无其事。

　　“你们看这些录像避开孩子吗？放在看报台下的资料孩子们会翻吗？”刘达临问。

　　吴医生说：“不避孩子。他们从小就看，习惯了，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特别注意它。”这件事对刘达临影响很大：性本来是绝对自然的事，很多人却把它搞得很神秘，越是遮遮盖盖，人们就越是好奇，性兴趣反而会畸形地得到强化。刘达临联想到他在柏林性电影院看到的只有几个人的冷落场景，好朋友黑伯乐教授对他说过的话：“这种电影，看一次两次也够了，柏林人差不多都看过了，所以不去了。”“可是在中国，孩子看电视，电视上出现情爱镜头时，有的父母情急之中就捂住他的眼睛不让看。结果反而再出现这样的镜头，孩子双眼直勾勾地看，和他说话也听不到了。”

古代鼻烟壶上的性

    “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了！叫我多难为情！”刘达临是从婚姻家庭研究进入性学研究的。他在上海大学的顶头上司出于关心，对他说：“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小有名气了，继续搞下去不是很好吗，何必搞什么性不性的？弄得不好有危险呢！”刘达临的妻子也老担心他研究性学会出事。刘达临在刊物上一写有关性科学的文章，妻子就有点不悦地说：“我们医院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了！叫我多难为情！”刘达临只好答应妻子，文章不写不行，但多用笔名，不让人知道是他写的。

　　其实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1986年，刘达临在哈尔滨讲课，当时效果非常好，后来他就获悉主办讲座的负责人不久就被降职使用了，据说和办这个性教育讲习班上级对他的看法有关。

　　接下来挫折降到了他的身上。第一次是1987年初，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已印好的4万册《性社会学》被封了。原因是这本书没出来就成了个大热门，一下子征订了几十万册，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看大样的兴趣，这一看就没戏了。

　　一年之后经过批准终于发行了，短短几周内销售一空。到20世纪末，刘达临已曲折出版了70多本书，但《中国同性恋研究》和《儿童性教育画册》至今还在搁浅状态。

“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六个人之一”1988年刘达临开始了中国首次性行为调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金西教授用10年时间完成了1.7万例，奠定了世界范围内性社会学的基础，但在开放的美国，他在调查过程中也多次被人赶出门去。

　　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博士说：“即使在性不保守的社会中，一个调查问卷内只要加上有关性的问题，其回收率下降便可超过一半，有效答案亦大大减少，希望从性调查中得到可靠的讯息，惟有从经常重复的调查中寻找答案。”刘达临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从原计划调查1.2万例扩大到2万例。一位真正做学问的性学同行极力劝他不要搞这么大规模，他指出了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的阻力。他认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非摔跤不可。

　　调查报告出来后，引起了轰动。一个单枪匹马完成了4130例调查的心理学女博士找上门来，如遇知音。她对刘达临说：“有好几次，困难压得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您真不容易啊。”在1993年的某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发展变化中的几个人的面孔》，把刘达临列入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六个人之一：性的民意调查专家。

　　吴敏伦博士出于科学的态度没有对这个调查报告中的数据表示完全的肯定，他在序的最后写道：以这个性文明调查为第一个在中国的这类大规模调查来说，即使它完全提不出可信的资料，但它能激励将来在中国有更多更好更精细的性调查，它的历史任务就在这里。

古代性崇拜

    B.潘绥铭

    “我这个人，怎么说也得是个流氓犯吧。”潘绥铭苦笑道。

    “他这个人，整天想的不就是下半身那点事”；“想干坏事，还打着调查的名义”；“整天泡在红灯区，得嫖多少个呀！”——这是生猛的议论。

　　“整天研究高潮、压抑、同性恋，这种人自个的性生活是不是有毛病，没准是个同性恋吧？”——这是文雅的议论。

　　这几年性学在中国成了一门“显学”，性成了“闹市”，研究性学的人也快成了明星，他们在“窥视”中国人的性时，自己也成了别人窥视的对象。

　　“你要是说有毛病，还真是有毛病。你说放着好好的学问不做偏偏要研究什么性，研究性也罢，你就好好研究普通夫妻的性，偏偏要一个劲地往红灯区往同性恋堆里扎。学问能做到今天的都是有毛病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偏执狂。”潘绥铭说。

　　“我有一个学生，在本科就跟我干了两年，今年考了我的研究生，但家里不同意，说，学什么不好，干嘛要学这个？我劝他：为这个跟父母吵，不值，改投他门吧。”“我要是写书别讲课，光讲课别做调查，做调查也别去红灯区，可能名声会好点。”潘绥铭对自己“流氓”行为认识得还算清楚。

　　1985年，潘绥铭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西方性观念发展史》，必修课。

　　“同学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吗？”潘绥铭站在讲台上，结束讲课前问道。

　　“因为你脸皮厚。”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女生回答。“他们不知道我会讲到什么程度，怎么说也要戴个面具吧，怎么也不会那么赤裸裸的吧。性不能那么讲，不能上了一学期的课，一说性，女生们还红脸低头，性就是性，有什么好藏的。”1985年的学生今天见了潘绥铭还说：“潘老师，你当年讲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你面不改色大讲特讲的样子。”潘绥铭无异于在人大搞了次大地震，课差点被停了。性，一件人人都做的事，也应该是一件人人都好奇都想了解的事，但人人都要在性面前表现出极度的虚伪，这就是规则。

　　在东北师大读中世纪史研究生的时候，他常常蹲在书架后读那些关于性的书籍，以避人耳目。那里有张学良在东北时期收藏的外文原著。

　　做红灯区调查，潘也把它归为男人的天然好奇。“一个哥们说他那就是红灯区，我就去了。事先只是看新鲜，我和其他人一样，对里面的事虽然一无所知，脑子里却满是标签、概念。”如果把小姐叫来，付给钱和她谈，结果是什么也得不到。“互相标签化了，我们认为她就是个妓女，实际上她一天24个小时，可能只有24分钟她是个妓女，别的时候她和其他女人没有什么分别，最多她只是一个等客的小姐，而小姐认为我是个嫖客，给了钱不嫖，要么是不行，要么是太怪。”再出现在红灯区，潘绥铭就变成了“妈咪萍姐的老公”——一个圈内的外人、闲人。和她们吃饭，打麻将，和她们住，陪她们上班。“马上就不一样了，她们在我面前再也没有必要表现出妓女的那一套，还原成了一个小女孩，这就是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当人从事某个职业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那个职业应该有的样子，戴着面具。如果按这个走下去，只能是越搞越偏。”在有些人看来，潘的话总是那么惊世骇俗，但潘认为他只是讲出了实情，只是这些实情封闭得太深，太刺激，太让人无法接受。“我说的话，人家觉得是学术，比我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指红灯区问题），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性在中国一向被视为虎狼，性学自然也成虎狼之学，性学家的言论也难免被视为虎狼之说。

　　“城市男性25－29岁的人，47％有性伴侣，而且不止一个，平均2.7个，其中找过服务小姐的是17％，也就是说大约5个人里有一个是嫖娼的，这个数字很惊人。南方某市很多女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丈夫嫖娼被抓。她该怎么办？坚持感情的纯洁，就得离，容忍，又能容忍到什么程度，一个星期3天和你3天和别人，你能不能容忍？就算离婚，但只要再结婚，还会有这个问题。她们就像是迷路的人，没有人能够告诉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告诉她们该怎么做，那些出了杀人自杀悲剧的人，正是因为这种迷惑。”中国人的性调查算是潘绥铭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才会有发现，发现是鼓动潘绥铭继续做下去的惟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