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众多高校身陷巨债危机之时，汕头大学却无债一身轻。这所大学不仅每年主动公布自己的财务年报，还曾拒绝银行贷款的诱惑和扩招的压力。同为公办高校，他们为何作出不一样的选择？

汕头大学近年来既没有大兴土木，也没有扩招

　　每年到了春夏之交，黄利源都会和服务员一起把一份刚刚印刷出来的《汕头大学年报》放进每间客房的房间抽屉里，以供来宾阅读。他是汕头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心管家部主管。放进抽屉的这份年报上印着学校上一年度的各项财务数据。

　　在中国的大学中，这样的举动可谓绝无仅有，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年报”上并没有银行贷款这个指标，因为汕头大学根本就没有一分钱银行负债。

　　这所广东省属重点大学的背后站着亚洲首富李嘉诚。据该校财务副总监何文标介绍，自1980年筹备建校至今，李嘉诚基金会共向该校捐资总额超过23亿港元，而国家的投入为14亿元。

　　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大学的花钱速度，这笔钱并不算多。最近的新闻显示，东北的吉林大学宣布无力偿还3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数字是，中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

　　汕大能够坚持不向银行借贷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与其他高校完全不同的办学体制。在很多关键时刻，有真正决策权的校董事会、规范的制度以及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住了盲目投资以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

　　“花钱”不容易

　　2002年，汕头大学财务副总监何文标去了一趟香港，他发现在香港的众多大学中，将财务状况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出来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因为香港的大学是政府支持比较多，所以政府要求各个大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然后公布出来。

　　而公布年报也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例行做法。如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都是定期公布年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大学资金很多来自校友的捐款，他们需要将资金的运用情况向这些校友公开，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但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几乎没有哪家学校愿意将自己的家底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汕大的很多教职员工也开始不公开地对学校财务状况表示不满。曾经有一位老师就毫不客气地对何文标说：“学校的收支状况我们搬了梯子都找不到。”

　　何文标于是决定建议汕头大学董事会采取国际上大学通行的做法，将财务状况公布出来。这个建议立刻得以实施———从2002年开始，汕头大学每年都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其财务状况。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对其财务会计报表进行审阅。

　　由于汕大并非上市公司，因此其年报没有固定格式可循。于是，这样的年报是参照香港几所大学的年报公布方式形成，主要是对学校收支、资金的运用结构、资金来源的结构进行披露。

　　但年报仅仅能够发挥部分监督作用，而汕大能够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还在于其有着严格的财务审核制度。

　　每年9月份，何文标所领导的财务处都得为一个名为预算委员会的机构服务。这个委员会由来自各个学院的教授们组成，他们负责审核汕头大学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

　　“这可不是走过场。”何文标说。在2002年进行的未来五年预算中，这个委员会就将本来二十多亿元的预算缩减为十几个亿。其中一个学院六十多项的预算被砍成了一项。

　　“预算委员会的标准就是这些项目能否为学生教育提供更大的帮助。”新一届预算委员会主席、常务副校长顾佩华说。

　　预算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兢兢业业，是因为他们的审核结果还将受到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事会的最终审核。

　　汕头大学在1987年成立校董事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和指导。在校董事会的组成人员中，广东省政府官员5名，社会知名人士9人，汕头大学管理层和教师代表共6人，李嘉诚基金会4人。李嘉诚任董事会名誉主席。

　　事实上，中国已有近百所院校建立了校董事会或相应的组织形式。但和其他高校董事会的区别在于，汕大这些董事会成员绝不是简单的摆设，该董事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学校管理层只是其执行机构。

　　根据汕大公布的2005年年报显示，2005年度其收支为盈余3200多万元。虽然2006年未经审核的收支为赤字3700多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而增加的支出，两年相抵赤字400多万元。但其中并无一分钱是银行贷款。

　　“综合几年的数据，我们的收支是平衡的。”何文标说，“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仅仅是一方面，对于资金运用的有力监督才是问题的关键。”

　　扩招的“叛逆者”

　　和20年前相比，汕头大学没有太大变化。至少在秦国柱的记忆中，他在1987年来此任教时所看到的学校整体架构与现在相差无几：高架庭院式的设计将大部分建筑通过长廊相连，以便学生能在台风来临时方便地在校园中穿行。教学楼的设计是八角形，以至于第一次来的人常常会迷路。

　　“学生人数和教师数也并没有太多的增长。”秦国柱说。他现在是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教授。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谢练高也有同感，他提供的数字表明，汕头大学去年在校人数仅为9130人，比上年增加293人。“这几年增加的主要是研究生的人数。”他说。

　　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自从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这种对比更加明显。高校扩招8年来，全国高校总数从1998年的1022所增至2004年的1731所，在校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至2006年末的2500万人。

　　但是政府对于高校的投入并没有随后跟上，2005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资金占GDP的比重约为3.12％，2006年则仅占2.86％，仍未达到“到20世纪末应达到GNP比重的4％”目标。

　　其实在2003年，汕头大学也有过是否应该扩招的争论。当年是中国高校扩招第5年，高校贷款风潮已经出现预警。为了缓解高校贷款压力，各地政府出台贴息贷款政策———高校贷款的利息由政府补贴。广东省政府每年就要支付十几亿元的高校贷款贴息。

　　广东省政府希望汕头大学能增加招生数，因为广东省教育的滞后一直与其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反差鲜明。

　　在汕头大学内部，当时也有人认为，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应该利用银行贷款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学校规模的扩大能带来更多的政府投入和学费的增加。

　　但最后校董事会否决了这个提议。“董事会认为扩招时机不成熟，当前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调整学科结构。”校党委书记、董事会成员谢练高说。

　　谢练高解释，董事会虽然认为扩招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不应该影响到已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根据汕头大学当时的条件，首先要注重的是教育结构的调整。但在几年扩大师资配备和设备改造之后，汕大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增加招收一千多名本科生。

　　“现在的条件允许我们招收更多的学生。”谢练高说，“所以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招生指标。”而在去年，因看到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国家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增长幅度不能超过5％。

　　一直从事高教体制改革研究的秦国柱认为，高教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强高校办学的自主性。“汕头大学的办学体制决定了其独立性更优于其他国有大学。”他说，“因为它的资金并非惟一依赖于政府的拨款。”

　　汕头大学2006年年报显示，汕头大学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学生学费、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以及营业收入。其中基金会的捐资占到了其总收入的45％。

　　更加国际化

　　相对于对扩招的不热心，董事会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的教育改革上，为避免中国其他高校的弊病，他们试图用国际化的方式来管理这所大学。自1999年以来，国内高校先处于规模扩张的亢奋中，然后又陷入债务危机的苦恼中，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教学质量低下，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

　　依托李嘉诚基金会的强大人脉，汕头大学聘请了不少国际知名人士。比如常务副校长顾佩华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院长靳埭强是国际著名设计大师；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婉莹曾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这些人被董事会赋予改革的权力。

　　2002年，当陈婉莹来到这个汕头大学新闻系就职的时候，发现新闻系竟然有3块招牌：校宣传部、电教中心、新闻系。这个系20个老师很少有人有新闻从业经验，行政人员的孩子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办公室里还放置着可以做饭的器具。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另外两块牌子送走，将不合适的人员剥离出来。”陈婉莹说。她承认，在学院的管理上她被赋予很大的自主权。之前，一位老师涉及学术诚信问题，她在获悉后的5分钟内就让这位老师辞职，“并没有学校管理层因此来质疑我的举动”。而院系负责人拥有自主权是西方大学的管理体制的特质之一。

　　现在她的手下人才济济，有更多的国内外知名新闻人和学者来到这里。“现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国际团队。”她说。

　　她采取的办法是先说服国外的知名媒体人。“这是相对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故事。”她说。然后她在此基础上又吸引内地的学者加入。

　　“我认为这里更加适合我。”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范东升说。一年前，他从美国回来加入其中。范东升是中国著名新闻人范长江的儿子。

　　今年54岁的顾佩华在接受汕头大学的邀请之前，与这所大学仅在2005年有一面之缘。但就在这次来汕大讲学的3个月后，他就改变了生活轨迹，从加拿大来到这所大学任职。

　　让他迅速做出决定的是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周告诉他：如果你能来，李先生非常高兴，不能来的话，他会非常失望的。

　　“李嘉诚在我眼里是一位英雄。”顾佩华说，然后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前任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助理副校长萧泽丽。

　　萧泽丽在任时，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已经开始改革。该校英语教学中心采取的是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完全不针对通行的大学英语考试（CET）教学大纲，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结果却令人乐观，学生的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后来对这所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表示惊讶：“他们的英语水平超过了香港那些大学的学生。”

　　顾佩华在两年前接任常务副校长一职后，希望将学校变得更加国际化。他在去年召集成立了一个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推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教师的收入将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以此来改变中国大学分配制度的弊端。

　　据汕头大学人力资源总监魏怡通介绍说，以往的工资加业绩的收入制度将老师们的考核分化为各个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决定收入的多少。大家都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忽视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年薪制改革就是让大家不再挣工分。”他说。

　　但是这项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反对者认为，年薪制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下降。

　　魏怡通同意这些反对者的说法，因为一个倾注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员工在以往考核标准中最高一年能获得几十万元的收入，“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教学和高质量的论文上来。”

　　针对这些反对的声音，顾佩华拒绝采取改革者通常采取的“铁腕”推行方法。他认为应该由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最终确定工资改革方案。

　　汕头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大的改革阻力，如果直接推行，成本会低得多。

　　但习惯于西方行事风格的顾佩华拒绝这样的建议，“大学就是培养公正意识的地方，可能刚开始比较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

汕头大学2006年度财务报告

数据来源：摘自汕头大学年报

　　■资料链接

　　欧美大学的筹资之道

　　□王溪

　　■美国

　　一、政府拨款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建立在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一半以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性拨款。近几年来，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约占55％。仅科研费一项，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即达10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高校科研经费总额的60％。政府采用合同拨款方式，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需要拟定课题，由各高等院校自行申报，然后政府再与相关学科研究水平最高、条件最好者签订科研合同，从而促使各校为获得科研经费而努力提高科研水平。

　　二、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

　　随着世界各国到美国留学人数的剧增，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美国高等学校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一个重要举措。如宾州的拉塞尔大学尽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校长却明确表示，在未来的几年内，要使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从目前的2％提高到10％。据统计，过去2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外国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留学生人数的剧增，为美国高等学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美国商务部在统计资料中，将招收外国学生到美国高等学校留学列为第五大出口行业，其地位排在货物运输之后，银行之前。外国留学生的到来，不仅交纳高额的学费，而且要交房租、伙食费，另外还有不菲的日用品、娱乐开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校从外国留学生身上获得的经济收入还在不断地上升。

　　三、发行债券

　　在美国，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债券的还贷期在25－30年间，利息在5％－6％。而长期债券的还贷期要长得多，利率也要稍高一些。例如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跨世纪债券”，100年到期。发行债券募集的资金可以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例如哈佛大学弗德学院曾经于1996年发行了总额达2400万美元的债券，用于该学院的楼房改造工程。对于大学，特别是有一定声誉的名牌大学，美国人不仅有感情上的认同感，而且也明确知道这笔钱的用途。因此，人们不仅觉得安全，有收益，而且觉得对社会发展有贡献。

　　四、利用科研专利筹措办学经费

　　在一些科研设施好、技术力量强的大学，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正在美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亚利桑那大学获得了高产杂交棉花的专利权，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们设计出塑料滤层排水器和钛制正牙线，伊利诺伊大学向企业颁发了假耳骨节许可证，内布拉斯加大学培植出一种无需频繁割草、浇水和施肥的草……这些专利，分别给上述高校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

　　比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更进一步的做法是，通过校企合作解决经费不足。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与倾斜对美国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企业深受科技和教育之益，投资教育的热情大增，美国高等学校亦非常注意与企业的合作。

　　五、制度化和规范化募捐

　　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休利特的3亿多美元的个人捐款。如此之大的捐款，对于大学发展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美国纽约大学于1985年制定了一项15年筹募10亿美元的计划。这项宏伟的募捐计划于1995年3月15日提前5年实现。

　　依靠募捐筹集到如此巨额的资金，和美国大学庞大的募捐体系息息相关。这个体系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目标分解。例如纽约大学将15亿美元的募捐目标分为15年完成，这样每年募捐目标便是1个亿。然后大学再将目标分解到各个院系。第二，建立相应的大学募捐机构。再以纽约大学为例，大学设立学校发展部，由一名副校长亲自挂帅，学校发展部下设集资处、基金会集资处和个人集资处。第三，充分发挥大学董事会的作用。在美国一些大学，能否担任大学董事，关键是要看其能否为学校创造财源。第四，扩大大学的募捐范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仅在东京雇用了兼职筹款人，而且还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几年前就着手与1万余名海外校友建立联系，以期将潜在的捐款变成现实。最后，大学的募捐还得到了政府鼓励性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要给捐款人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回报；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

　　■欧洲

　　一、政府年度拨款

　　欧洲国家的高校分为私立和公立两类。大多数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同样得到长期的政府拨款，甚至和公立大学的建制完全一样。

　　大部分国家的高校每年按期得到来自政府的年度拨款，在资金的使用上具有相对更多的权力。因为学校的财务支出主要是花在人员的工资上，而人员的结构是难以短期内变动的，所以实际上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只要学校在部门和任务安排上有很大的自主性，他们就可以灵活地按照自己的策略和目标调整人力资源。不过法国高校不在此列，因为法国的大部分教学人员都是被国家教育部直接指定任命和支付报酬的。

　　德国是唯一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大学分配资金并直接安排相应的使用范围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德国大学使用资金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小。

　　大多数欧洲国家对高校的拨款都是以一年为期的，根据上一年的入学人数和毕业生人数进行调整。只有瑞典为了保证其金融机构相对的稳定性，年度拨款的期限长达三年。

　　在欧洲国家里，政府对于高校用于教学的拨款和用于科研的拨款是分开的。用于科研的拨款由科研委员会决定。在比利时、德国和荷兰，政府款项中同时包括用于教学和科研的拨款。这三个国家还可以向其科研委员会申请科研拨款。

　　以学生和员工数目为基础的内向型拨款制度在许多国家广为应用。而外向型拨款是以授予的学位数为基础。只有丹麦使用了外向型拨款制度，荷兰和瑞典将内向和外向的两种模式整合在了一起。

　　二、其他收入来源

　　欧洲高校乃至全世界高校的一个普遍趋势是，提高学费、自主经营、向社会及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些自主筹款的方式正在超过政府拨款。

　　学费收入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高校来说是其收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公立学校的学费是受国家法规限制的，而且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的助学系统得到奖学金抵补高额的学费支出。在英国，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可以得到学费减免。

　　欧洲大学变得越来越市场化，高校内部的和独立的科研机构积极寻找外部投资者。为了适应教育市场上对研究生阶段的需求，欧洲大学正在调高价格合理“出卖”其硕士课程。

　　另外，许多研究所或者科研机构利用强大的专家学者资源，将顾问咨询作为大学扩大收入来源的手法之一。（摘自《董事会》杂志）

（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