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论坛

    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和平崛起”提出的问题都远比解决的问题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中的理论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然而，从国际政治以往的历史经验中，一时还未有“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

　　“和平崛起”这一话语的创新，不仅仅是要为中国的崛起找到一个更为稳妥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它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建立在西方文化、实践与理念基础上的经验。

　　当我们在讨论“和平崛起”这一命题的时候，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和平”，但是别人警惕的却可能依然是“崛起”

　　然而，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在“和平”二字上做深做足文章。为了形成关于“和平崛起”的系统理论，人们有必要深入研究：

    ●什么是“和平”和“崛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崛起的过程能够是“和平的”吗？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支持这一命题？

　　和平：状态还是秩序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首次采纳了“和平崛起”的提法。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大要义：第一，和平崛起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长期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和平崛起论”是中国的战略选择。简单地说，“和平崛起论”就是不仅要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向世界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让自己感到稳妥，让世界感到放心的路。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人们对和平并没有相对统一的理解。传统上，和平是对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即国际法所建立的一个基本假定，与和平相对的是“暴力”、“冲突”和“战争”。在消极的意义上，“和平”就是战争的间歇或者没有战争的状态。

　　有史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和渴望就是和平。爱好和平属于人的本性之一。追求和平则是人类的事业。和平共处是一些人希望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可接受的状态：尽管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人们的理性认为，外交而非战争才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这一点在核武器出现以后，更是如此。

　　和平也是一种国际秩序。历史上，拉丁语中的“PAX”一词，代表着一种强加的解决方案（一般指征服或者一种超级力量的使用）。历史上存在“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公元前2世纪）、“基督教治下的和平”（Pax Ecclesiastica，公元12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 ax Britannica，19世纪），以及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些条件下，和平一般用pacification来表达，这是一个霸权国家治理下的一种秩序状态。现实中，无论是中东和平进程还是朝鲜半岛的和平，和平与秩序是可以画等号的。这表明，在这些许多的和平进程中，强权仍然在它们背后。

　　长久以来，追求和平、维持和平、避免战争一直是国际思想或者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导性观念。实践和平、维护和平，甚至缔造和平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主导性线索。

　　可以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和平的思想。中国的老子和孔子都有关于和平的丰富思想。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论永久和平》（1795年）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关于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经典宣言。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实际上包括着康德等人和平思想的主体要素。联合国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参加联合国的都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国的任务，特别是安理会的任务是对付“对和平的威胁”。可以认为，《联合国宪章》是关于和平的伟大宣言书。

　　总之，人类历史中，和平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二战以后，核时代的到来更是使得和平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成熟。

　　崛起：不同语境中的歧义

    “崛起”是舶来品，是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变化时，使用的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后来被转译到中国。与“和平”的概念不同，“崛起”并不是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不过，一部国际关系的历史，无论哪个版本，也是兴、衰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为此，尽管国际关系领域中关心国家兴衰问题的人们没有把“崛起”概念化，但是他们却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崛起”的理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政治现实主义者。要理解他们的“崛起”概念，大概要到所谓“霸权更替”或者“权力转移”理论中去寻找。

　　“崛起”对于历史上曾饱受屈辱的中国人而言，代表了一种新的自我形象，它表明中国在保持了原有一切特性的同时，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它被等同于“现代化”、“发展”、“显著的进步”、“成为大国”等等。中国人在使用这一名词时根本不考虑，对这种新的自我形象的描述，是否需要和如何重新界定或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

　　现实主义认为，“崛起”意味着一个新的霸权的兴起，意味着国际权力从旧的霸主到新的霸主的转移，意味着新旧霸主之间即将到来的、命中注定的冲突和战争。所谓“权力转移”说，理解成中文，只有“国际格局变化”与之接近。关于“崛起”，现实主义理论描述的图景是冲突的、悲剧的国家争权夺利的画面。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看来，崛起不是与和平相联，而恰恰是与战争相联。这就是为什么多数美英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崛起”难以成立的原因。而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正是要用自己以和平为前缀的崛起改变这一传统的观念。

　　美国国会中有一个包括两党议员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往年，这个委员会主要审查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履行情况；而今年，它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评估中国成为地区性大国和技术大国对美国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丝毫不讳言对中国的担心——美国国会在深入思考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及相关问题时，中国崛起是必须加以评估的“关键因素”。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特卡切克认为，在美国忙于反恐、伊拉克、朝鲜等问题时，中国却在耐心而有计划地积聚在亚洲“堪称超级大国规模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美国必须把中国当作其在亚洲地区的“潜在劲敌”，加以认真对待。显然，美国认为在美国有意加强“单极霸权”的战略原则下，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危险的，这与其崛起的方式无关。

　　在“崛起”前面加上了“和平”二字。这确实是一个新的东西。理论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一大挑战。实践上，“和平”的原则和精神一旦得到贯彻，整个中国外交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和平是崛起的目的、手段和结果

    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崛起的目的是和平，崛起的手段是和平，崛起的结果是和平。

　　崛起是为了和平，这应该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国际目的。崛起采取的手段不是暴力的、军事的或者其他非和平的东西，而是和平的，例如外交、全球自由贸易、区域主义。崛起的结果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冲突，而是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处。

　　这些目标、手段和结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都还是主观的静态的构想。中国目前处在崛起进程中，崛起的进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甚至风险。

　　“崛起”可理解为成长、长成。中国的崛起不是现在完成的，而是将来完成的。如果发育不良，可能会长得不如预期的那么大。中国如何才能发育良好？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国家当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中国发育良好。

　　崛起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国家一旦出大问题，任何“崛起”企图都将流产。所以，在谈论崛起时，我们不能回避这一风险。历史上，中国本身以及其它国家的兴盛和衰落都有充足之历史可鉴。当代世界中，特别是亚非拉广大地区，一些“危机国家”、“破产国家”、“失败国家”、“混乱国家”俯仰皆是。一个国家选择“和平崛起”，就意味着选择成长，避免风险。

　　国内和平是崛起的关键

    历史的一个严肃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几次试图崛起，但却鲜有成功。我们一直扼腕追问，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崛起观。

　　只有目标和愿望是不够的，还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目标和愿望。如果我们定义的崛起只是大国争霸，只是为了国际权力转移，只是为中华近代史上的斑斑屈辱、深仇大恨“雪耻”，这样的“崛起”必然遭遇一系列的国际反制力量。这样的崛起即使开局顺利，到头来，也极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中。

　　当我们用“和平”来定义崛起，尽管对“和平”的理论有着多样的理解，但是，“崛起”的性质目标就清晰起来了。“和平崛起”就是超越了权力（强权）政治学的正确崛起观。

　　和平首先是国内的和平——国内的安定、秩序、繁荣、统一和治理。当今世界，大多数冲突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战争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中国的崛起，首要依靠的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上的国内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平和国际和平及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和平，我们就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在世界的道义性和正当性基础。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是为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和平的手段面对内外问题挑战，通过和平的手段处理它的对外关系。这个国家不仅为了自身的和平和安全，而且要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尽职尽责。

    我们应该构筑以博大精深的“和平”概念为基础的、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外交方略的宏观理论。比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对和平的全面实践。当务之急是按照“和平崛起”来推进外交实践。我们已在朝核六方会谈、与中印关系等多个方面看到了积极成果。

　　一个和平价值导向的中国将更多地为主流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21世纪的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保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