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地区）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良性互动很重要：内循环是国内生产与国内消费互动；外循环是参与国际产业链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循环。“以外促内”或“以内促外”是特定阶段双循环互动的特定表现。从大历史看，中国一直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线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一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兼顾国际大循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被动纳入国际大循环。1949年至1978年，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纳入国际大循环。如今，中国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时期。无论哪个阶段，广东都在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直都是我国双循环的战略支点。

　　广东引领从丝绸之路大交换迈向海上丝绸之路大交换

　　历史上，中国曾引领全球化进程。汉朝以来，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形成“丝绸之路大交换”。唐朝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从太平洋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大交换”。宋朝海上贸易关税，从10世纪的50万吊（一吊为1000个铜币）增长到11世纪的6500万吊，到12世纪初关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明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向全球扩展。郑和下西洋开启的远洋贸易将中国、欧洲、印度、非洲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丝绸之路大交换，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大交换，都是中国主导的。其实质是生产在中国，市场在世界。此时的双循环是“以内促外”，“一带一路”是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历史见证。

　　从丝绸之路大交换迈向海上丝绸之路大交换进程中，广东发挥着“以内促外”的引领作用。这一引领作用，从唐朝甚至更早时期开始显现，在18世纪进入“广州贸易体制”时代。“V”形湾区的季风气候周期性特征可化解自然风险，合约标准化形成交易的可预期性可化解市场风险，关税收入持续性可化解财政风险，“广州贸易体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促使广东及其腹地（如湖南、江西）乃至全国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此时，中国生产得好，广东贸易得好；广东贸易得好，腹地生产得好。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转运站，广州贸易体制终结，“洋灯”“洋布”“洋油”“洋钉”“洋车”盛行，一个“洋”字彰显着中国被动纳入国际大循环的无奈。此时，市场在中国，生产在国外；国外生产得好，上海贸易得好。广州贸易体制的交易规则、经营方式、流通渠道等几乎整体移植到上海，广东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载体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广东引领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解决“生产得好”的问题。为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产业链条的垂直一体化。与之相协同的计划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广东的生产体系是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广东肩负着对外联系的窗口作用。此时，生产在中国，市场在中国。

　　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主动切入全球价值链，想谋求“生产在中国，市场在世界”。广东担负着“杀出一条血路”的使命，从服装鞋帽到家电，再到电子信息产品，发展至汽车、重化工业、智能设备，形成了完整丰富的产业体系。2009年起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1989年起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世界第一，广东工业约占全国的1/8。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中国制造业居世界第一，终结了美国自1900年前后制造业居世界第一110年的历史，是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此时，生产在中国，市场在世界；世界制造中心在中国，中国制造中心在广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切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家（地区）价值链—引领全球价值链。广东引领中国制造业迈上世界第一，标志着中国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任务已完成。广东贡献给中国乃至世界的不仅是工业制造中心，而且是一个巨大的中间需求形成中心。该中间需求形成中心是构建国家（地区）价值链的基础。未来时期，中国探索培育国家价值链、引领全球价值链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广东依然要肩负着引领践行的历史使命。

　　广东以双中心为引领，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消费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生产中心；未来时期，将成为世界消费中心，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中国身兼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消费中心双重地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义之一。环顾全球，大国产业都是面向世界的，但都经历“以外促内”进而迈入“以内促外”阶段，最终呈现出内需主导的国内大循环特征。广东要以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消费中心建设为引领，科学精准定位，扎实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一是要高度认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的全产业链体系。举全省之力，解决“卡脖子”生产难题，通过科学生产，提升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需要依托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全球化融资与全球化融智，逐步推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智能设备的进口替代；全面梳理我省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在全球和全国的布局，建设国内市场服务体系和出口服务体系；要引导企业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充分利用境外创新资源和智力支持。

　　二是要把握国家（地区）价值链的关键，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群落。广东培育国家（地区）价值链，迈向引领全球价值链，从全球化追随者转变成全球化引领者，需要具备全球化产业引领能力和价值链管理能力。这需要的不是单极突破或两三极突破，而是要基于空间多极网络视角，形成多极支撑、网络关联、极区互动、各具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基于产业关联的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群落。

　　三是要顺应中央商务区迈向中央活力区趋势，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群。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仅是广州自己的事情，更是需要广州引领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群空间多极网络建设。关键环节是要从中央商务区迈向中央活力区。中央活力区是每天24小时在线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商流区。从中央商务区迈向中央活力区，是全球中心城市建设的空间新形态。广州市要重视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中央活力区（或具有中央活力区态势的中央商务区）进行主动连接，构建大湾区的空间多极网络中央活力区群落。

　　四是要践行共同富裕战略部署，为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广东力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内循环的关键环节。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一方面要推进“一核一带一区”的协调发展，还要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推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展产业链集群式援助与合作，建设开放型产业园，构建产业发展共享体系，实现支援方的内生发展动力与受援方的内生发展动力的市场型握手，推进从援助有效性迈向发展有效性。

　　总之，新发展格局下，广东既是世界生产中心的战略支点，又是世界消费中心的战略支点，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广东经济发展的全球新贡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口支援边疆地区的政策效果评估和提升路径研究”（18AJY001）资助］

　　◎刘金山［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