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德勒是什么意思？”
8月21日，第四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播放的文旅宣传片里，一位外国游客这样发问。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带着另一个问题，走进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这座高原之城，凭什么称作“世界的”香格里拉？
很少有地方的名字，来自一部世界知名的小说。1933年，英国作家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写下“香格里拉”——一个多民族共处、人与自然相安的隐秘山谷。世界寻找了这个名字半个多世纪，直到1997年云南宣布它就在迪庆，2001年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县。“世界的”三个字，从命名那天起，就写进了这座城的来历。
经过四天密集采访调研，记者发现，答案并不尽于此，而是更深刻地融在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里：歌舞团的编导把四个民族的脚步编进同一支舞，草甸上的歌手从昆明回到故乡，村口民宿的少女刚学会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雪山深处的监测员守着草木生灵29年。
民族共融：多民族的脚步，踩进同一支舞
8月20日晚，民族歌舞史诗《兴盛番族》在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月光广场首演。剧情从多民族孩子的户外红色课堂开始：九十年前，一颗红星翻越雪山草地；九十年后，一颗红心传承在绿水青山间。
民族歌舞史诗《兴盛番族》在香格里拉首演。云新闻供图
“兴盛番族”四个字，在这片土地上有真实的来处。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渡过金沙江进驻中甸，严明军纪、尊重信仰，赢得藏族僧俗信任。松赞林寺带领僧俗群众积极为红军筹集粮秣，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同时贺龙同志题赠松赞林寺 “兴盛番族”锦幛，表达祝福藏族人民兴旺强盛的良好心愿。今年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段以诚换信的佳话，被重新搬上了舞台。知名军事历史博主“大又元”看完演出后，走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跟记者分享了感受：“看着现在古城的繁华，就懂了 ‘兴盛番族’ 四个字真正的分量。它不只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历史信物，更是此刻月光下，各族人并肩而立、烟火寻常的模样。”
舞台上的共融，也在另一支舞里延续。鲁荣江初是舞蹈《幸福的脚步》的主创。“我们在舞蹈中融进了迪庆主要生活的民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还有彝族，四个民族融在一块儿。”动作取自各民族原生态舞蹈，编导团队也是多民族的，两三个人各负责一个板块。
一支舞，台前是四个民族的脚步，台后还是这几个民族的编导。对鲁荣江初他们来说，多民族在一块儿，并不是什么需要专门设计的“风情”，就是这么排、这么跳、这么过日子的日常。
这样的日常，也在被更多人看见、听见。
作为彝族人，阿鲁阿萨在昆明待了十几年，一年多前回到故乡香格里拉，开了一家酒吧，晚上亲自演出。“藏族的音乐高亢，听了让人心旷神怡；彝族音乐忧伤，因为我们含蓄，住在大山里。”早些年，他在网上直播，唱藏歌就穿藏装，唱彝歌就穿彝装，“唱什么歌，就穿什么样的衣服，宣传香格里拉的民族文化”。
让他感触更深的，是身边的变化：“香格里拉名气慢慢上去了，全世界的人都往这边旅游。我有好几个国外的朋友，定居在这里。”
在云南迪庆独克宗古城体验香格里拉民族文化的外国游客。云新闻供图
这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地媒体公开报道，美国人Nathan2009年来到香格里拉后定居下来，给自己起了藏名“鲁茸七林”，搬到城外的村子做户外旅游民宿；英国人杰生和美国妻子艾米在独克宗古城开酒吧多年，“我们不打算离开。多民族传统文化仍保持原汁原味的地方，正是我们心中的理想之地”。走在香格里拉街头，经常能见到外国游客。据官方最新数据，截至8月24日，2026年来迪庆的外国游客共计20.1万人。
歌舞之外，民族共融还长在一门门手艺里。文旅节期间，位于云南迪庆独克宗古城的非遗大观园同步开园，游客可以亲手做藏香、画唐卡、跳锅庄。有人为了留下来学一门手艺，特意改签机票；也有海外留学生慕名而来。
在这里，多元并不是彼此分隔的标签，而是在共同生活中不断交融的日常。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唐浚泷介绍，全州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五百余个、传承人六百余名，非遗大观园以独克宗古城为核心，绘成一张可看、可学、可体验的漫游地图。藏族的锅庄、弦子，傈僳族的阿尺木刮，从村寨跳到舞台，十二项主场活动全部免费开放。老百姓摆一个小摊，卖一杯酥油茶、一袋牦牛肉干，也就参与进来了。
生态共生：人与山，彼此成全
如果说歌舞写下的是人与人的相处，那么山林写下的，则是人与自然怎样重新找到相处的方式。
普达措国家公园露营音乐节。云新闻供图
采访期间，一场露营音乐节把舞台搭进了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草甸。去往音乐节的步道上，藏香猪大摇大摆穿过路边，留下被它咬出来的垃圾。公园解说员此里卓玛走过去，弯腰捡起，放回垃圾桶。
“这已经是习惯。”她在这里工作十年了。
她守护的这片山水，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地带——2003年，“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生态价值经过国际认证。普达措2007年挂牌，是国家公园的探索样本。2017年9月起，公园百分之九十二的区域被保护起来。留给游人的，只是栈道上的一小段。
保护把山水留住了，也把好日子带进了山村。
普达措保护区内的洛茸上村四号，住着十六岁的七林拉初一家。她家的变化，正是当地生态保护带动生活改善的一个缩影。她家里今年刚开民宿，四间房暑假期间天天满房。记者到访时，这个八口之家正各忙各的：太爷爷在院里晒太阳，爷爷奶奶刚从牧场把酥油运回来，爸爸管着民宿的日常，妈妈接待客人、做饭，两个弟弟好奇地围着记者看，七林拉初在搬柴火。
爷爷年轻时在景区巡山护林，如今按村里规定轮到家里去景区捡垃圾——按户抽签，轮到谁家就谁家去。
说起变化，七林拉初记得最清楚的是路：“以前进城要两个多小时，泥坑路；现在高速公路，三十分钟。”现在一般是爸爸开车送她上学，家里有三辆车。“村子每家每户都比往年好。”
七林拉初家开的民宿，太爷爷在院里晒太阳。云新闻供图
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一家一户。
同村32岁的党支部书记益西卓玛，2017年从南京一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因为我本身就是学旅游管理的，家乡也是靠旅游发展，所以就想回来。”
普达措成立前，村民主要靠畜牧业、采摘菌子，收入不高。如今，景区务工、环卫、大巴司机、临时工等岗位，让村民多了增收渠道。村里共有36户人家，生态管护岗位采取轮流方式，“为了公平照顾大家收入，让每家每户都能轮到”。
收入来源变了，村民与山林相处的方式也在变。“以前垃圾可能焚烧、乱丢，河里也随便倒；现在普遍自觉了。”如今，每周末村民都会自发打扫卫生。益西卓玛说，村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立下“不准上山砍伐”等村规，“生态护绿是一种境界”。
这种变化，也影响着年轻人的选择。益西卓玛自己返乡，妹妹学师范毕业后也回到村里当了老师。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在景区工作，有的考公务员，也有的到外地打工。对益西卓玛来说，变化很具体：过去靠畜牧、采菌，如今景区就业、生态管护、民宿和旅游服务，让年轻人多了一些留在家乡的选择。
当生态保护和一家人的收入、生活连在一起，“保护”两个字，也有了更具体的分量。
在普达措，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也在一场场文旅活动中接受检验。音乐节的舞台就搭在景区里。
“敞开门，还能不能守住山？”面对记者的追问，普达措国家公园副总经理邓云芝回答，公园开放区域不足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最精华的部分划进严格保护；游览步道全部架空铺设，不压一寸原生植被；园内靠太阳能供电，垃圾闭环外运，车船全部更换清洁能源；野生动物零人工投喂。十年间，在园区越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从10只恢复到50只。
音乐节这类活动，同样被框在生态承载力之内。“文旅升级，绝不触碰生态红线。”她说。附近村子的村规民约，也加入了新的条款：不能砍伐，不能下河打鱼，幼茸不能采，开花的松茸不能采。“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赚上生态钱。他们就不舍得动这片山了。”
普达措的探索，比全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早起步近十年。社区共建、收益反哺的机制，为后来的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一份来自高原的先行经验——经验能否被别处借鉴，正是“世界性”的另一层含义。
价值共鸣：雪山的坚守，更好的未来
山的更深处，还有一群更不舍得“动这片山”的人。
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在海拔4600米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时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坐落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站长江次农布，五十二岁，从事保护区工作29年，驻站14年。去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垮了进站的公路，生活物资和监测设备只能靠骡子驮、靠人背。“我们一年要穿坏五六双户外鞋。”
他的工作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包括给稚类投食、给岩羊投盐、松茸资源调查等，考察高山灌丛带植物要上到五千米。这些年里，最直接的回报是岩羊种群的变化，从4个种群七十四只增至8个种群千余只。
“监测站的科研不为自己而做。”该站负责的松茸保育扩繁成效显著，松茸项目二号样地松茸数量从30余朵增至364朵。旨在扩大松茸生长范围的菌丝侵染实验也已进行了两年——“做科研是为了反馈给老百姓，让村子里的老百姓能更科学、更可持续地采摘售卖”。
江次农布抓着记者的肩膀，感叹道：“自己这老一辈的知识层次已经跟不上了。”这些年站里陆续招进学动植物专业的年轻人——监测站曾经只有三个人，如今已有10人。“人越多，能办的事也越来越多。多去采访年轻人。”
2000年出生的助理工程师李龙，是监测站里的年轻力量。在海拔3910米的保护区，记者坐在树桩上休息吸氧。李龙聊起当年在无人区追踪保护动物时，对着满天繁星产生并开始琢磨的问题——人和自然之间，“我们一直在找那个奇妙的平衡点”。
牧民可以进牧场放牛，但数量有限定；松茸的菌丝在地下蛰伏七年才破土，幼茸不能采，完全开花的也不能采。保护区里的许多规矩，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让山林留得住，生活才能持续下去。
一个月前，李龙还在中国灵长类分类年会上，面向台下的国内外学者分享滇金丝猴的精细化保护管理研究成果与实战经验。滇金丝猴是全球珍稀的旗舰物种，它的种群恢复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保护故事——在他看来，高原滇金丝猴的保护实践，是香格里拉提供给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经验。
把这份坚守接下去的，是越来越年轻的队伍。
2001年出生的尼玛次里是站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这个纪录已经保不住了。”他说，下个月，站里还要来两个“00后”新人，比他还小一两岁。尼玛次里聊起监测站里的“历史故事”——白马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几年前在曲宗贡几乎看不到踪迹，濒临消失；后来站里的老前辈从外面买来蛋，人工孵育后放归山林，如今巡护路上随处可见；今年第一批放归的白马鸡当了“妈妈”后，还把十五只小鸡带回了站里。
“一代一代人在这里坚守，”他说，“希望再过几十年，后代还能看到比现在更好的白马雪山。”
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区域，远处为白马雪山。云新闻供图
从一个村庄到一座国家公园，从一支民族舞到一处雪山监测站，香格里拉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幅值得远道而来的风景图。它更像是一幅正在现实中生长的生活图景：不同民族在共同生活中彼此交融，人们在守护山水中获得新的发展路径，一代代普通人把对家园的珍惜变成具体的行动，也让这片高原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连接。
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人们寻找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今天，世界的香格里拉正在被这里每一个认真生活、守护家园的人，写出新的答案。小说靠隐藏保全想象，现实只能靠开放证明自己——这答案在多民族编导们的舞步里、彝族歌手的歌声里、民宿少女的笑脸里，也流动在守山人走了十几年的高海拔山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