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东麓的苍茫戈壁上，几座巨大的“土堆”在炽烈的阳光下泛着金辉。2025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它们已静立了近八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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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此竖起大夏的旌旗，与宋、辽、金分庭抗礼近二百年。范仲淹《渔家傲》中的“四面边声连角起”，写的就是宋夏对峙的紧张时局。西夏于1227年灭亡，西夏陵也在历史长河中沉寂了700余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德国飞行员驾机飞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山前的陵寝兀然而现，他不由得用相机记录下了眼前奇景。此后，自1972年起，宁夏考古队历经数十年发掘，才让这座占地近40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与271座陪葬墓的庞大遗址群重见天日。这些沉默的夯土建筑是写在山河间的历史档案。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西夏陵就是一首多民族文化碰撞相融的交响曲。“踏破贺兰山缺”“可怜无定河边骨”——养育游牧民族的山水，在中原文人的诗句里常以敌对形象出现。游牧民族对汉文化的情感则同样复杂，既想征服，又想融入。西夏陵的门阙殿台沿袭唐宋之制，而在陵城中轴线之外的另一条轴线，又体现了党项族“鬼神居中”的传统信仰。守护陵寝的佛教神鸟迦陵频伽、源于牧民盛水皮囊形态的褐釉剔花扁壶，则浮现出丝路文明的印记。铜牛、石马守卫墓道，折射出西夏从游牧向“出马征战，牛入耕作”的农耕文明转型；汉夏双语碑上“砌垒匠高世昌”的刻文，见证了两族工匠协作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惊叹于西夏陵将多元文化熔铸一炉的创造力，这种“承唐仿宋、兼容并蓄”的特质，正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生动缩影。

　　申遗成功的欢呼背后，是文保工作者们的接力守护。驼铃业已消散于黑水城，唯余贺兰山疾风如刀，年复一年雕琢着陵台。夯土建筑不仅要面对风蚀雨侵的考验，更饱受根部掏蚀这一病害的威胁。对此，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采用土坯砌筑和夯筑支顶加固技术、锚固及灌浆技术，并配合根部排水处理措施，以手术般的精细让墙体焕发出新生。这套保护技术不仅守护了西夏陵，更为中国北方乃至全球干旱区域的土遗址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文物活化这一块，西夏陵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手段重现冶铁场景，在木活字印刷体验课上给西夏文赋予温度。当现代人隔着玻璃触摸贺兰山下的文明密码，文化遗产也就真正跨越了千年。

　　从金字塔到庞贝古城，从泰姬陵到西夏陵，《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墓葬类遗产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研究一个族群的文化，最重要的无非生和死。而如何对待死亡，反映的是对生的态度。在陵寝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古人对来世的期许，更能读懂他们在今生今世的渴求。明代的安塞郡王朱秩炅在《古冢谣》里写道：“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些曾雄踞一方的王侯，如今都与黄土衰草相伴。李元昊纵为一代霸主，在短短六年内便称帝建国，也难以洗脱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非议。当年的西夏陵，其实也是鲜艳到有些俗气的华丽建筑，如今却被岁月冲洗成了跟黄土地一样的颜色。可能连李元昊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大白高国这么快就被蒙古铁骑从历史的版图上抹去，但这些褪色后的“土包”却默然伫立在黄河之畔，成了西夏文明最后的刻痕。

　　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里有这样一句谚语：“所见千星我明星未见。”如今，西夏陵这颗明星终于申遗成功，同其他世界遗产一起交织成灿烂的光谱。戈壁的风沙依旧掠过陵塔，但耸峙其上的黄土堆已不再被岁月遗忘，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座巍峨丰碑。它们向世界宣告着：每一次对历史的叩问，都是向未来的奔赴。

　　撰文 王沛绒